周其仁：下一步改革的动力在哪?

由网易财经直播的光华管理学院主办的“中国改革三十年——评价与展望”论坛在北京举行，以下是周其仁教授的演讲。

周其仁：

谢谢论坛！我发言的题目是取一个角度，来看看中国改革开放30年。这场改革开放对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这场改革开放并不是突然的一天从天上掉下来了，中国的改革开放酝酿很长的时间，我看这次论坛的发言题目陈教授的题目是中国改革开放160年，可能要讲到中国更久的历史渊源，我懂的比志武少很多，我讲得比较近一点，我个人比较关注两个时间，跟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都有重要的联系，一个事件发生到1959到1961年，就是在和平时期中国发生了较大规模的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就是饥荒，也就是今天早晨吴老师提到的至今还有人叫做的“三年自然灾害”，其中第一个被报告到中央政府的事件发生在河南，发生在人民公社第一个成立的地方，信阳地区，这个地区当时有850万人，据现在看到的回忆录，包括当年地委书记，后来被撤职查办判刑，当年地委的官员，当时地委官员秘书的回忆录，非正常死亡的人口在100万左右。这当然是和平时期很大的事件，而且不仅仅发生在河南，这个事件就引起了中央的很严重的反映。我看到的记录，就是在河南信阳事件，在中央政局讨论以后，主托周恩来总理紧急起草了农村建设的12条，允许农民保存少量的副业生产和自留地，这是我所知道的在中国的官方政策里头第一次在一大二功全盘的国有制里头画下的第一道线，这道线当时没有讲直线，没有讲执行的时间多长，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形式安排，没有时间安排。这个事件不仅发生在河南信阳，还有全国很多地方，这个对大跃进政策的反思调整，这是我所知道的一个事件。也在61年前后，全国发生了较大规模的包产到户，比如说河南，当时不叫包产到户，叫借地，就是农民向人民公社借土地来种，叫借地自救，安徽大概40%的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当时也不叫包产到户，叫救命田，把地划给农民自己种，渡过灾荒，当然这件事情有很多的偶然的现象，但是背後有很多道理，当时也来不及总结，这是我知道跟后来改革开放有关联的第一个事件。

第二个时间发生在1962年，发生在今天的深圳所在地宝安县，当时有很多谣言，英国女皇要怎么样，香港要开放，在宝安这个地方集结了10万人口从广东的市县、12个省区集结过去的，一起偷渡，逃港，变成当年很大的事件，也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处理，分发疏散人口。据现在我漫道的资料，当时大概有约6万人逃过去，其中4万8千人被遣返回来，加上这里没有出去的人，当地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安顿，然后严格了边境进出制度。同时也在62年，就在这个宝安也做了一些很积极的反映，当时提出要利用香港建设宝安，就是把边境的贸易活动，因为这个边境互相插在一起，利用边境，活跃市场，活跃民生，活跃买卖，这个政策也是当时临时一现，被当时的情况逼出来的。这两个时间，当然跟后来的变化有关，因为没有这些精英的预言，没有早期的尝试，中国的改革开放到底从哪个地方下手是不清楚的。但是今天来看，仅仅有这些局部地区的自发的反映，不足以酿成后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改革开放还要等待期它条件。其中一个条件就是文化大革命。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从反面筹备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呢？因为它是把过去体制的错误夸大到了顶点，夸张到了顶点，引起很多层次，包括老干部，对整个问题的重新的思考，因为这个经济都会出错，任何经济体制都会出错，会有人说假话，这些情况哪里都会发生，但是什么条件下会发生到这么严重的地步呢？或者正常和平的年景里，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我们一直宣传我们的优越性，为什么我们的人民要往没有优势的香港跑呢？如果没有文化革命，很少有人会想到这个层次。只有文化革命才把我们工作政策日食问题跟体制和制度联系到一起，这就是邓小平后来很重要的总结，如果制度不对头，那就会出大问题。好人可以做很坏的事情，制度对头，坏人要做坏事没有那么容易。要没有这个准备，改革开放我相信是很难的。当然，改革开放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我相信将来的历史学家也会这么看。

1978年还是构成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因为这一天发生了思想解放运动，发生了对整个文化革命和对过去体制的重新思考。不是个别思想家的思考，是私有政策层面、社会层面的重新思考和反思。当时最重要的就是思想解放运动。虽然发生在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它的个别政策，比如包产到户还是下了禁令按，但是这场全会和它在它之前进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从思想路线纠正了整个国家看待这个体制，看待制度，看待政策的思想方法。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的时候讲过，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要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个思想路线是改革开放的思想路线，因为从这个层面才会去想地我们选的社会主义，我们选的公有制，我们选的计划经济，这个都是手段，讲到底，要民族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和经济的要求。要满足发展生产力而不能把它倒过来，用前人写过的我们，本本的东西，苏联做过的东西变成我们自己选择我们体制的一种桎梏，错了要改过来，要听从实践的检验，不管真理分析得多少透彻，做得不好要改过来。这个我相信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最重要的思想根源，所以我们今天还是把改革开放定成1978年开始。

我们来看78年，我刚才讲的两个实践完全做了不同的出路，不但自留地，自留地形势好了以后又开始了，又开始割资本主义尾巴，不但自留地得到承认，包产到户得到了合法承认。其实邓小平在60年就讲过，包产到户能多打粮不合法让它合法起来，60年没有这个合法条件，到78年才有，从逐步包产到户变成席卷全国的包产到户，后面我会讲它的意义，就是划出它的权利，我的题目叫界定产权，中国有界定意义的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从包产到户开始，是集体的公有制，但是可以画一道权利界限，使用、经营、种什么归你，产品归你。这个事情本本上没有讲过。但是实践做得通就要把它做下去，把它写到本本上去。这是78年以后的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开放，开放也不是一天来的。78年的开放，据我所知也跟第二次宝安大规模逃港有关，当时习仲勋去调查，发现很多农民跑过去，跑过去农民一两年两三年寄回来的钱就可以在老家盖房子，这是很大的事情，社会主义人怎么往资本主义跑，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有一个实事求是一仔细找干部问，过去干什么，过去就是打工，为什么打工能挣这么多钱，深圳今天你去看，访问罗芳村，香港对面也有一个，是由我们这面跑过去建立的一个村，两个罗芳村收入差一百倍，所以当时想人跑总是不好把而，能不能把门打开，让香港的企业建到境内来，这是最早开放的由来，由广东汇报得到中央领导同意，用什么名字？不能太大，一个区，自由加工区，台湾搞过的，广东报告叫自由贸易区，邓小平听了以后说就叫特区，因为共产党在陕甘宁搞的就是特区。特区就是这么来的。这些事件历史上发生过，包产到户也好，自留地也好，农民的小自由也好，逃港也好，都发生过，但是如果思想认识路线不同，它的后果就完全不同。所以中国这个改革开放，它开始是一些急就章逼出来的，之后发现好用，放到实事求是的路线上来，能够容纳生产力的发展，对国家和人民都有好处，我们的思想可以调过来，不要动不动就要遏制有生命里的生产形式组织方式，权利界定形式，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

所以很多人刚才用了很大的篇幅批评华盛顿共识，国际上我也看过，认为改革开放是华盛顿共识的结果，这个是错误的，没有这回事，那时候中国人绝大多数人不大关心华盛顿正在干什么，也不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话，我们的问题是要把饭吃饱，要把这个国家的经济持续下去，而过去的教条阻碍了我们的手脚，就是这么个简单的问题。所以就调整过来以后，局面就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界定权利就变成一个磅礴的席卷整个国家的一场改革运动。在我看来，整个改革开放就是权利的重新界定。

第一个层次，我们一大二功全部资源的所有权归国家和集体，这个是抽象的，人民、集体，戈珍在里头是什么地位呢？是什么责任呢？是什么权益呢？不清楚。恩搞了很多年问题就出在这个层次，改革开放以后找到了一个办法，就是基地的公有的所有是可以通过承包通过和约界定出去，清清楚楚界定到个人，这是我们发生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层次，尤其是全国的农业土地，全部界定到户。然后到2002年立了一部法，农户承包法，把这个实践变成国家法律。第二个层次，这个权不光是使用，非常周期的是可以转让。很多人讨论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价格机制起主导作用，真正叫价格机制？价格机制有人喊价有人还价，喊是一个权利还也是一个权利，如果企业没有喊价权没有还价权，消费者没有喊价权没有还价权，教科书上的说的权利从如何而来，所以清楚地写着权利的界定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基础，有了这些权利，中国资源的配置就不再生活在苏联教科书规定的那套范畴之内，看不见的手开始对中国的资源配置起作用，直到最后写入中央的文件，基本以市场价格手段来配置资源。这是第二个层次的重大的变化。

第三个层次，在中国社会当中，界定了这个创业权。很多人说创业不就是赚钱吗？是赚钱，听起来不好听，可是市场经济赚钱，你要满足别人的需要，我们过去高喊口号就是对人民的需要不闻不问，生产凭计划，上上面的命令，不是看人民的需要，你不看，你不作反映，你赚不到钱，这一条对中国人民权利的解放，所以从这儿看到了中国新型的企业家。如果没有这个改革，陈志熊就不能去养鱼，不知道在座知不知道他，是1980年广东膏药的一个农民，看到市场这么缺鱼，组织起来养鱼，有水，立刻铺天盖地过来了，胡耀邦亲自干预人民日报，组织讨论，实事求是看这个事情，国家办不了这么多鱼场，国家招不了那么多工人，为什么不允许民间搞这种自主的组织形式？后来年光就是炒褂子的，也引起争议，当年是邓小平干预的，看邓选，里面三次讲到傻子瓜子，我做过调查，那个人脾气坏得一雕双兔，气了就踢工人，还剥削工人，踢工人不可以，但是组织企业可以，一看我们改革开放就把这个界限分清楚了。没有这个东西怎么会有后来的局面？怎么会有这么多产品可以送到世界上去。柳传志可以搞PC，这个是创业权的结果，按照上面计划，他是计算所的一个工作人员，只能按照国家放发的科研基金做科研题目，改革开放使这样的人有了机会，变成世界最大的PC供应商的领导人，马化腾，如果没有创业权怎么会有马化腾，把全国QQ好几亿人搞进去了，这是满足别人需要的，通过满足别人需要来增加财富。这个事情过去多少年就认为不可以，犯了天条，然后还有马云，还有温州企业家，那个南吹辉是国家企业代表，当年是补鞋，造低压电器，排斥整个工业化、城市化之外的一群人，通过重新界定这个创业权，才有市场根基，才有今天这么多的服务和商品。

第四个层次意义深远。就是各种来路的权利可以放一个和约里头来，可以在市场的基础上组织工厂，斯大林的工厂是绝对排斥市场的，我们今天的股份制，它是以市场为基础来组织公司，公司就是公的，不同权利放到一起，怎么互相保护利益，怎么不互相侵犯利益，怎么组织更大的生产力，这是中国第四个层次。

所以中国要从这个看途径是非常清楚的，是不断重新界定权利，从僵化的教条当中走出来，从实际出发，是与这个权利界定到哪一步再往哪一步界定，继续实践，先试再做再讨论再吵，最后把稳定的东西变成法律，变成长久生活依存的一个章程。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对于这四个层次的产权界定，到今天为止，都有不同认识。这个没有关系，不同人就是有不同认识，人就是有不同认识的一种动物，但是有一点，就是重新界定产权和原来含含糊糊的大公有制之间是中国经济实力发生完全不同的变化。这一点我相信看到的人越来越多，拥有四个层次的权利界定，中国今天的主要特征还不光是高速增长，中国今天主要特征是开放情况下的高速增长。我们过去也是高速增长，计划时代，苏联的数字也是很离谱，问题你不开放你不知道那个质量是什么。开放没那么容易造假，出口商品对方海关要检查的，中国今天高速增长不是中国国家统计局宣布的高速增长，是放在世界舞台上来看的出口高速增长。这个高速增长很多解释，不少西方经济学家说啊中国就是劳动力太便宜，我一直不同意这个解释，劳动力便宜它是一个要素，要素不会自动变成产品，要素要变成产品要经过组织，要经过制度，中国高速增长或者开放下高速增长真正的经验是，真正的秘诀是什么东西？该大幅度通过改革开放降低组织等的产品，这样我们廉价劳动力才开始发挥作用，这样中国的工人、技术人员、企业家、地方和整个国家才能发力，才能在世界上占有这么大的份额。当然这场重新界定产权，就像刚才毅夫讲的，过不下去了先改一改，所以我们权利界定了是不够普遍的，权利和权利之间的平衡关系构成未来改革的一个难点，也是一个重点，如果看将来，我相信我们现在可以提出这样的目标，就是要用普遍的产权，不是哪一方的权利，要界定到所有资源配置的位置上去。我们现在讲这个环境污染，环境污染就是一块工地，这块公共的东西，你排放我排放，谁可以排放呢？排放有好处，但是排放是大家去承担，所以在我看来是权利界定的问题，用什么准则界定来界定得清楚，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困难的问题是中国改革开放当中提出来的，所有权利当中有一种权利背后带着合法的暴力，就是国家的权利，这个东西是一个社会当中最难对付的资源，任何一个国家要独立、安全、国防、有秩序，一定要有强制力，一定要有合法的暴力，但是合法的暴力怎么能够在轨道上运行呢？怎么能够不出圈呢？怎么能够不被滥用呢？怎么能够不在这一次重新界定权利的过程当中它可以循规蹈矩呢？这是我们改革开放30年来到今天没有解决的问题，也要留待未来解决。这个问题超出了纯粹经济学的范畴。但是我所知道的优秀的经济学家同样关心这个问题，比如说杨小凯，临去世之前一直关心这个问题，我读了他很多临去世之前的文章、笔记、讲话，中心就是关心这个问题，我自己在国内做这个调查做得比较多，看来看去其他问题都好解决，就是这个问题有特别大的难度。当然，总的思路有了就是法制，这个法制不是说一些人写一部法统治别人，而是所有的人要服从同样的准则，是用同样的准则管住所有的人。这个今天上午几位前辈，特别是吴敬琏老师都讲到了这个层次、茅于轼老师讲到了这个层次，我相信这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很重大的任务。中国要致力于世界，没有强大的国家是不行的，但是国家强大，尤其像今天，财政力量这么好，政府部门，你想要他不骄傲都很困难，因为他成绩就是好啊，在这种情况下，带有强制力量，在我们整个资源权利重新界定过程当中，怎么能够规范走上轨道？这是包括经济学家在内，要共同努力来探索的。

最后我想说，30年告诉我们，实践是第一位的，理论是第二位的，经济学是在这个第二位理论当中的一个分支。我们要学习前辈当中对这个过程做出贡献的一些优秀的人，比如说孙然芳，比如说孙末桥，比如上午的三位经济学家--我们老师那辈的经济学家，也包括香港的张五常教授，特点都在做，从角度阐述、界定道理，按照这个规律进行探索，我相信未来中国改革开放有很多问题等着，现在我们的是远离了饥荒，中国现在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重新发生59到61年那样的大饥荒的几率几乎等于零，因为今天的制度是不可逆的消除了发生那种事情的体制基础，同时国际竞争，中国在国际上的表现，要看GDP的增长，看总量的增长，世界上比得过我们的没有几个国家，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确实有动力不足的问题，继续改，从我所知道的知识来说，继续改手一挥非常大，从逐步界定的权利界定变成普遍的权利界定，变成尽最大的可能，只要不侵犯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扩大经济自由，这个据我所知，对经济增长，还可以发生革命性的影响。会把中国比较可靠的，从中低收入引向中等收入甚至引向高收入国家的经济。但是动力在什么地方呢？现在原始的动力，过去是危机推动改革，这个动力已经衰竭了，新的动力在什么地方？这可能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尤其是我们在座年轻的朋友要面对的问题。

谢谢各位！ (本文来源：网易财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