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如何保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由网易财经直播的光华管理学院主办的“中国改革三十年——评价与展望”论坛在北京举行，吴敬琏在论坛上发表讲话称银行信贷和土地制度是目前改革的主要障碍

【论坛直播】

吴敬琏:谢谢光华管理学院的诸位领导，使我有这个机会来跟我们集聚一堂的同仁们，对于改革30年发表我的一些意见。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叫做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怎样才能够持续？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能不能够持续？怎样才能持续？近来已经成为一个全世界议论的热点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呢？是因为中国经济经过3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一个举足轻重的力量，所以中国经济能不能够持续发展和怎么样才能持续发展的问题，不但是关系到中国自身的兴衰，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世界经济和政治的今后走向，所以今年一开年世界的好几个主要报刊都把中国经济今后的持续发展问题作为他们报道的主题，发表了一些很重要的封面文章来论述这个问题，我这里就想提供一些我自己的思考，准备讲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第二个问题是说我们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些挑战来自何处？第三个问题我想讨论的是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难点在哪里？因为在第二个问题上我认为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着这些严峻的挑战的根源正在于我们的发展模式有问题，所以接下来就要讲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难点在什么地方，我们应该怎么做。最后我想做出我自己的回答，我认为出路就在于落实十七大的决定，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

第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个问题应该说在所有尊重事实的人都是承认的，不管是对于中国采取一种友好的态度或者是采取一种怀疑的态度，甚至有些人对中国的发展壮大是一种戒惧或者敌对状态的人，只要承认事实，他们都一致地肯定，中国的经济在最近30年来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里只说在我看来三个最终的指标：

第一个就是经济的高速成长，最近30年来，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之下，中国的GDP以每年接近于10%的速度增长，在世界历史上这个是没有先例的，特别是在我们人口众多的这么一个国家，长期疾弱，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面，我们GDP增长了接近14倍，现在我们的经济总量是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量是世界第三。

第二个突出的成就就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改革开放前的20年，中国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平，基本的消费，粮、棉、布、住房、食用油20年没有任何提高，但是在最近将近30年的时间里，我们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的纯收入是增长了6.7倍。

第三个突出的成就是减贫取得的成效。农村最基本的生活不能得到保障的，贫民从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2006年的2148万人，联合国在03年发表了它最新的一个减贫的统计，世界减少减贫人数的90%是中国做到的，正因为中国经济取得了这样重大的成就，所以中国的国际地位是理所当然地得到了承认，得到了提高，这不是任何人人为地去做的，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承认，正如刚才我说过的，其中有一些人对中国并不是持有友好地或者是善意，但是他们也承认这个事实，虽然他对这个事实做了自己的解释，比如说“中国威胁论”等等，但是这个事实是不容否定的。我也常常说，我们现在处的一个状况是“两头冒尖”，成就巨大但是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所以我一再引用“双城记”的开头一段，描述18世纪后期19世纪初期欧洲的这种两头冒尖的状况，我们现在的情况跟它有一些类似，在转型期中出现了这种情况也不奇怪，就是我们怎么认真地去对待它，去解决它，但是不能不承认，这个挑战是很严峻的，所以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向坏的方向发展。从经济社会生活的层面上看，现在最突出的是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的问题日益突出。一些基本的自然资源短缺的程度越来越严重，最近几年一些可贸易货物因为我们的需求量急剧的增长，所以把全世界的价格都买上去了，至于一些不可贸易的货物甚至是有一些是准不可贸易的货物，比如石油这样的资源，他的短缺就造成了我们的社会生活很严重的困难。环境的恶化这个不用说了，水的污染、空气的污染以及其他的污染的情况，使得有些地方就不能维持一个正常的生活条件，这种爆发的环境性的危机在全国各地方不断的发生，这是从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方面来看。另外一个就是社会环境，社会环境最严重的问题，大概不外乎一个是腐败的蔓延，另外一个就是贫富差距的扩大，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这是从社会经济生活当中我们日常都可以接触到的现象来看。

从经济的深层结构看，就是我们现在通常说的内在两个方面的失衡。内部失衡主要的表现就是GDP在投资和消费结构上的失衡，主要的问题就是过渡的投资和消费的不足，这个消费不足不是说绝对量增长不足，根据世界上许多研究机构的研究，中国改革30年以来，消费的绝对水平的提高速度在世界上是在前列的，但是因为整个GDP增长的速度非常快，消费的增长赶不上GDP的增长，所以相对的份额是不断的下降，投资和消费的失衡已经到了一个大大偏离正常状态，造成经济社会生活中许多的问题。从国际上来说，消费和投资的比重大致上75、25，有的国家稍微高一点，有的国家稍微低一点，就是投资在GDP中的比重大概在1/4，25%上下，有的时候投资特别是在工业化初期，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投资是有可能稍高一些，在有些阶段也可能稍高一些，比如说我们在大跃进期间就有投资过渡，这个时候投资的比重就占到30以上，像日本在高速增长时期，投资的比重也是偏高，它的最高水平大概是没有超过35%。我们现在投资的比重越来越高，特别最近21世纪以来，现在达到的水平大致上在45%到接近50%，而消费的比重就偏低，严重的偏低。这样就造成了许多问题，比如说产能、销售，以至于基本群众的生活水平提高过慢，收入水平的差距拉大这样一系列问题。

外部失衡的主要表现就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的双顺差，外汇储备的大量积累，它会造成我们跟贸易伙伴国之间的摩擦加剧，我们自己的贸易条件变差就是我们用了很多产品卖不出价钱，收入很低，又搭上了我们的资源，搭上了我们的环境。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在宏观经济上的集中表现在我看来就是流动性过剩，或者说货币的过量供应，货币的过量供应就导致了或者是资产泡沫的形成或者是所谓通货膨胀，就是消费物价指数的上升，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这个问题特别在07年下半年以来就浮出水面了，变成一个人人都能感觉到的危险。这样一些内部、外部失衡，还会引起我们整个金融体系变得非常的脆弱，当出现了外部或者内部的冲击的时候，就会出现严重的系统性风险。东亚许多国家都曾经经历过一个高成长的时期，但是好像他们大多数都没有逃脱，出现了金融的系统性危机以后，损失了几年、十几年的时间，造成了很大的冲击，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要尽力地防止出现这样的问题，防止我们大好的经济成长的形势，经济发展的形势出现逆转。

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就要研究它的根源何在？我们的经济学界最近一些年进行了两次大的讨论，我看对于这些问题经济学界内部来说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判断，03年到05年曾经有一次关于增长模式和工业化道路的大讨论，这个讨论有大量的文献，我自己就这次讨论后来还出过一本书，叫做《中国增长模式的抉择》。这个讨论得出的结论是说，采取这种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就是旧的工业化道路一定会造成刚才讲的内部失衡。运用我们经济学已有的各种理论，各种工具来进行分析，得到的结论是一样的，比如说引用了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面对于19世纪资本主义当时的增长模式一定会造成所谓有机构成不断的提高，造成利润率下降和物产阶级贫困化，运用这个分析的框架来分析，就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增长模式一定会造成我们刚才讲的内部失衡。

2006年到2007年关于宏观经济态势和流动性过剩问题的讨论，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我们东亚一些国家，中国也仿效他们的做法，采取出口导向的这种政策，不能够得到及时的调整，不能够进一步实现外汇形成机制和其他一些机制的市场化，一定会造成刚才进到的外部失衡问题。我记得社科院的世界经济和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教授在06年以前就发表过一些文章，后来在06年9月的经济论坛会议上又做了一次集中的讨论，有一些报刊做了报道。后来在06年年底的财经年会上，有一个小组的讨论，小组讨论提出了一些意见，后来我在年会的总结讲话里面也着重的归纳了学者们提出的关于宏观经济态势流动性过剩，它和我们出口导向政策没有及时调整和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进行得太慢之间的关系做出了总结。

总而言之，这些讨论它的结论归结为一点，就是内外失衡以至于它的宏观经济表现，货币的过量供应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的威胁等等最深层的根源在于增长模式的缺陷，我附带说一句，增长模式这个说法在十七大上有一点改变，叫做经济发展模式。我想内容是一样的。

所以这样一些研究它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要解决我们面临的这些困难和挑战，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转变发展的模式，但是转变发展模式以后，都是很不容易做到的，我们不说过去的苏联在60年代后期就提出要转变增长方式就说我们自己，我们95年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就要求在九五期间转变增长方式，10年以后，到了2005年制定十一五的时候又再次提出要把转变增长方式作为今后五年的经济工作的重心内容。06年执行的情况不是太理想，所以到了去年的十七大再次重申必须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三个转变。为什么会提出了这些问题，但是解决得很不好呢？其实从2003年到2007年的讨论里面，许多学者都发表过很深刻的意见，非常深入的观察，主要的问题在于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主要的障碍在于旧体制的遗产没有得到消除，最重要的是四点：

第一点，各级政府依然掌握着一些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利。比如说信贷资源，因为我们银行体系、金融体系改革没有到位，所以各级政府依然对于信贷的发放有着很大的支配权利。土地，因为土地的产权制度不明确，依然是各级政府手里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它的运用的一种重要资源。党的十四次代表大会在1992年就提出来，我们的改革目标是市场经济，什么叫市场经济呢？就是一种经济它在资源配置中是由市场起基础性作用。什么叫做市场起基础性作用？我们都是学经济学的，所谓市场起作用就是说通过市场自由形成的价格起作用，因为这种价格是能够反映供求，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的，像这样一些资源实际上并不是由市场配置的，而是由行政机关配置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各级政府把GDP的增长速度作为政绩的主要标志，这不光是政府内部这么干，似乎是整个社会都形成了这种观念，不光是考核干部是如何，社会舆论也是如此。

第三个问题就是政府的财政状况，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和物质生产增长的速度紧密相连。从两个方面看都是这样，一个方面从他的收入结构看，主要的收入是所谓生产型的增值税，生产型的增值税跟物质生产部门的速度是直接挂钩的，所以使得我们各级政府不能不把注意力放在物质生产部门的增长上，从支出结构看，在前年财政部召开过一个国际会议，我参加了这个国际会议，我在这个会议上听到一些学者提出了非常深刻的见解，他们说我们的支出结构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一些政府对于提供公共产品的财政责任过度下移，这使得各级政府如果不能够加快物质生产增长的速度来取得更多的收入，日子过不下去，当然它还有其他的问题，除了增长方式方面的问题，还有一些公共产品提供不足的问题，因为这个支出责任过渡下移，就会使得基层政府缺乏足够的收入来提供支撑。比如我记得上上届政府要卸任以前讨论农村一工作的会议上讨论的一个问题，九年义务教育在我们的内地农村基本没有实现，后来在会议上，经济学家提出了问题了，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的支出责任在县以下，后来党中央、过采取了措施，把九年义务教育的支出责任提到县一级，有一些改善但是仍然不够，所以在前年的会上有很多人提出来，还要进一步上提，支出责任要进一步上提，我附带说一句，支出责任在中国用的说法叫做事权，财政部门早就提出来了，这个事权过渡分散，但是它给人的直接感觉就是他们要收权，所以支出责任的往上收由更高级的政府部门来承担这个事情，推行得并不顺利。

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就要研究它的根源何在？我们的经济学界最近一些年进行了两次大的讨论，我看对于这些问题经济学界内部来说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判断，03年到05年曾经有一次关于增长模式和工业化道路的大讨论，这个讨论有大量的文献，我自己就这次讨论后来还出过一本书，叫做《中国增长模式的抉择》。这个讨论得出的结论是说，采取这种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就是旧的工业化道路一定会造成刚才讲的内部失衡。运用我们经济学已有的各种理论，各种工具来进行分析，得到的结论是一样的，比如说引用了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面对于19世纪资本主义当时的增长模式一定会造成所谓有机构成不断的提高，造成利润率下降和物产阶级贫困化，运用这个分析的框架来分析，就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增长模式一定会造成我们刚才讲的内部失衡。

2006年到2007年关于宏观经济态势和流动性过剩问题的讨论，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我们东亚一些国家，中国也仿效他们的做法，采取出口导向的这种政策，不能够得到及时的调整，不能够进一步实现外汇形成机制和其他一些机制的市场化，一定会造成刚才进到的外部失衡问题。我记得社科院的世界经济和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教授在06年以前就发表过一些文章，后来在06年9月的经济论坛会议上又做了一次集中的讨论，有一些报刊做了报道。后来在06年年底的财经年会上，有一个小组的讨论，小组讨论提出了一些意见，后来我在年会的总结讲话里面也着重的归纳了学者们提出的关于宏观经济态势流动性过剩，它和我们出口导向政策没有及时调整和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进行得太慢之间的关系做出了总结。

总而言之，这些讨论它的结论归结为一点，就是内外失衡以至于它的宏观经济表现，货币的过量供应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的威胁等等最深层的根源在于增长模式的缺陷，我附带说一句，增长模式这个说法在十七大上有一点改变，叫做经济发展模式。我想内容是一样的。

所以这样一些研究它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要解决我们面临的这些困难和挑战，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转变发展的模式，但是转变发展模式以后，都是很不容易做到的，我们不说过去的苏联在60年代后期就提出要转变增长方式就说我们自己，我们95年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就要求在九五期间转变增长方式，10年以后，到了2005年制定十一五的时候又再次提出要把转变增长方式作为今后五年的经济工作的重心内容。06年执行的情况不是太理想，所以到了去年的十七大再次重申必须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三个转变。为什么会提出了这些问题，但是解决得很不好呢？其实从2003年到2007年的讨论里面，许多学者都发表过很深刻的意见，非常深入的观察，主要的问题在于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主要的障碍在于旧体制的遗产没有得到消除，最重要的是四点：

第一点，各级政府依然掌握着一些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利。比如说信贷资源，因为我们银行体系、金融体系改革没有到位，所以各级政府依然对于信贷的发放有着很大的支配权利。土地，因为土地的产权制度不明确，依然是各级政府手里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它的运用的一种重要资源。党的十四次代表大会在1992年就提出来，我们的改革目标是市场经济，什么叫市场经济呢？就是一种经济它在资源配置中是由市场起基础性作用。什么叫做市场起基础性作用？我们都是学经济学的，所谓市场起作用就是说通过市场自由形成的价格起作用，因为这种价格是能够反映供求，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的，像这样一些资源实际上并不是由市场配置的，而是由行政机关配置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各级政府把GDP的增长速度作为政绩的主要标志，这不光是政府内部这么干，似乎是整个社会都形成了这种观念，不光是考核干部是如何，社会舆论也是如此。

第三个问题就是政府的财政状况，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和物质生产增长的速度紧密相连。从两个方面看都是这样，一个方面从他的收入结构看，主要的收入是所谓生产型的增值税，生产型的增值税跟物质生产部门的速度是直接挂钩的，所以使得我们各级政府不能不把注意力放在物质生产部门的增长上，从支出结构看，在前年财政部召开过一个国际会议，我参加了这个国际会议，我在这个会议上听到一些学者提出了非常深刻的见解，他们说我们的支出结构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一些政府对于提供公共产品的财政责任过度下移，这使得各级政府如果不能够加快物质生产增长的速度来取得更多的收入，日子过不下去，当然它还有其他的问题，除了增长方式方面的问题，还有一些公共产品提供不足的问题，因为这个支出责任过渡下移，就会使得基层政府缺乏足够的收入来提供支撑。比如我记得上上届政府要卸任以前讨论农村一工作的会议上讨论的一个问题，九年义务教育在我们的内地农村基本没有实现，后来在会议上，经济学家提出了问题了，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的支出责任在县以下，后来党中央、过采取了措施，把九年义务教育的支出责任提到县一级，有一些改善但是仍然不够，所以在前年的会上有很多人提出来，还要进一步上提，支出责任要进一步上提，我附带说一句，支出责任在中国用的说法叫做事权，财政部门早就提出来了，这个事权过渡分散，但是它给人的直接感觉就是他们要收权，所以支出责任的往上收由更高级的政府部门来承担这个事情，推行得并不顺利。

走出原来我们的这么一种产业结构，主要做的是加工，附加值很低，知识技术含量很低，盈利性很差或者用在座的陈志武教授的话，主要是给外国人卖硬苦力的，当然卖了硬苦力得到了收入比起过去来说，我们是经济上有进步，生活水平有提高，但是不能老这样做，我们有没有条件升级呢？是有的，问题就是我们的体制上缺陷太多，障碍太多，阻力太大，就以ICT产业、信息通讯产业为例，现在世界的信息通讯产业正面临着一个大的升级转型，主要的一些表现是这样的，一个就是移动的宽带化和宽带的移动化，过去是两块一个是局域网，局域网速度很快，带宽很宽，但是不能移动，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移动通信，移动通信是能够移动的，高速移动下的通讯，随时随地可以通讯，但是带宽太窄，速度很慢，现在正在这两方面融合，形成一个新的宽带的移动通讯体系，就是说每一个人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情况之下，高速运动的情况之下能够跟全世界的网络连在一起，另外一个就是所谓三网合一，电信网、广电网、英特网。在移动宽带的基础上整个信息产业它的面貌就会得到改变，还有一些小的但是也很重要的变化正在发生，比如说软件和硬件的合一，所谓硬件的软件化。这就是说，世界上的信息产业正面临着一个大的飞跃，那么旧的这样一种产业结构，特别像中国这样卖硬苦力这个日子过起来就会越来越艰难，最近一两年，最近几个季度期间就出现了一些现象值得我们非常警惕，过去我们信息产业的增长是大大高于GDP的增长的，盈利的增长也是大大高于国民经济的盈利增长的，但是最近发生了变化，这就是说原来的模式不能进行下去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有没有条件改变这个模式呢？实现我们信息产业的全面升级转型呢？是有的，我说三点：

第一，我们中国有世界最大的信息产业的市场，我们不管是固网，移动通信网和固定通信网，这个网不管是网络容量还是用户数量现在都是稳居世界第一，从2003年开始就文句世界第一，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我们掌握着这个资源。

第二，我们有世界最强的硬件制造能力。现在许多信息产业的产品都是中国制造或者是中国代工在中国制造，比如说最近我在美国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上层的中产阶级很喜欢玩一个什么商品呢？就是苹果做的IPHONE，坐在一起就研究怎么玩IPhone，卖得也很贵，后来我就发现这些Iphone都是中国制造的，而且从苹果订购的Iphone是由深圳直接发货的。

第三，当然中国制造里面刚才已经说过了，它里面的知识技术含量还是很低，可是这方面我们最近进步的速度很快，一个具有高等学历的技术人员的人数，中国是世界第一，研发经费根据OECD去年的报告，中国超过了日本是世界第二。所以有这些条件，只要我们有一个好的体制，我们的ICT产业上一个台阶，上一个大台阶完全改变我们的面貌，创造我们的一些拳头企业，拳头产品，在有些产业里面起到主导地位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但是很可惜，我们到处都能看到一些具有突破性的发明创造，但是要把它变成产品碰到了体制上的种种障碍，包括行政单位运用自己的行政权利保护自己的企业，设置障碍，不许别人进入等等，去年我看到有一本商务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讲四代通讯的， 题目叫“心碎的故事，关注自主创新的一声叹息”。这个文章我没有去核对他讲的事实是不是都是准确的，但是就是我所接触的这种情况，是存在的。所以我们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能不能实现，取决于各方面的努力，而这里面政府机构端正自己的行为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我们各方面的努力，这里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我们的传媒，我们大家要营造一个好的气氛，能够实现像最近广东省委提出来的，用解放思想来大胆的破除思想观念和机制体制的障碍，来推动新一轮的跨越式的发展，使得它能够落实。我们经济学家也需要在这个大潮里面尽我们自己的一份责任，当然经济学家所能够起的作用是有限的，我不认为经济学家可以包打天下，因为社会生活是具有多个方面、多个值、系统，经济学家它只能从经济学的视角提出自己的见解，汇集在这个智慧库里面供决策参考，这个也需要社会各界对经济学家有所理解，因为他不能穷尽真理，而且每一个经济学家只能代表他自己说话，经济学家所应该信奉的原则是思想自由、学术独立。所以三个经济学家有五种观点是非常正常的，舆论一律只能扼杀学术。特别是因为现象和本质是有区别的，人民的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也是有区别的，加上每一个经济学家他的学术背景、教育背景，观察问题的角度、方法不一样，所以就有不同的观点，应该要提倡理性的思考，相互的切磋，这样也许使得我们观察问题能够比较准确，比较全面。

但是我还是想讲关键的关键在于党政领导机关，在政府。而党政领导机关根据十七大的决定，最重要的职能就是要努力推进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当然它还有一些其他的职能，这些职能都需要完善，我不赞成一种观点说政府越小越好，有的经济学家提出来叫小政府就是好政府，我不赞成这个意见，我也不赞成另外一种意见，强有力的政府、能够处理一切社会经济事物的政府就是好政府。我还是赞成有些经济学家说的，两个要求，一个它是有限的，一个它是无效的，所以有限就是说它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而不是去处理企业的微观事物的，不是自己在市场上有自己的利益的，而是给市场提供秩序，提供条件的。它的反面就是我们温家宝总理也说过多次了，该管的事一定要管好，不该管的事就一定不要管，但是现在这两个方面好像都没有能够完全做到。如果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总体来说，我们的改革开放就能够得到，在新的时期得到一个大的推进，所困扰我们的问题，增长方式的缺陷的问题也能够得到解决，那么我们就能够持续我们过去30年这样好的经济社会发展这个势头，我们中华民族腾飞于世界，就是真正可以期望的结果，谢谢，谢谢大家。

(本文来源：网易财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