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龙对话:2008年QDII投资策略与影响因素

我们今天大量投资港股，会不会变成“解放军”呢？

李振华：你在荷兰银行工作这么多年，有很多海外投资的经验，从去年港股直通车消息释放出来之后，香港的恒生指数从2万多点到3万多点，一下拉升了非常高，今天我们再去做海外投资，我听到一个消息，我的一个朋友在香港7、8月份开始做涡轮，10多万做到1000万，他说，没事儿你等着吧，解放军要来了，会替你站岗放哨的。我们今天大量投资港股，会不会变成“解放军”呢？

蒋纪康：去香港做QDII投资也好，做香港投资股票也好，我想国内的投资者首先要定下他们的目标，他们想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再来确认要不要去香港投资，投资什么类型的板块，因为所有的策略，基管也好，银行经理人也好，有万分的策略，但是我们没办法执行，因为中国的投资者过去一年在A股投资的基金翻番一倍两倍，这使他的要求，我觉得中国的基民和者被中国宠坏了，现在你跟他们说30%—50%的收益，可能他觉得这是非常非常低的收益，不感兴趣，有没有翻倍的？有，但这要根据你定的策略，你要定高回报的投资策略，我觉得中国内地的投资者是非常不成熟的，刚才主持人提到一开始QDII的第一支、第二支产品卖一千万，现在遇冷，因为过去所有的产品，几支基金都在一百块以下，这并不是基金经理人的技巧问题，实际上整个市场也在回调，那些基金不管怎样厉害，我觉得整个大市场、大方向往下跌，你也没办法抵抗。相对来说你做保守的配置，跌幅会小一点，或者还能赚一点钱，但不会像中国内地过去一两年几倍翻倍的结果，我觉得投资者需要重新调整他们的策略，或者调整他们对于收益的预期，再开始进行投资。

潘峰：我觉得从QDII角度来讲，无论是从政府监管层还是从目前参与QDII的大公司，也包括我们易方达在内，都是从战略高度看这个产品的，什么是战略高度呢？不注重一时得失，注重整体的，资产的长期有效配置，从这种角度来看，走出去是一个必然的趋势，现在中国的金融资产已经达到了80多万亿，应该说在过去几年中国的资本市场已经享受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经济成果，在资本市场通过这几年获得了收益。如果说，我们打个比方，将来有一天中国的经济发展减速了，那你怎么办？我想这一点必须要通过资产全球化的配置来回避，这里面有两个事情大家可以注意一下，第一个，在美国发生四安危机之后，创造了1993年以来最低的开局，但是这个情况下巴菲特的资产是上升的，因为他的资产进行了全球配置。在英国发生经济低谷的时候，你必须通过资产配置来回避和有效抵御这个风险。

第二个你也必须要关注，中国钢铁和海外铁矿石的谈判问题，假如我们QDII已经持有了海外一部分的股票或者创业资产，对我们整个经济谈判能力是一个好的弥补。所以我想不要注重QDII走出去一时的得失，而要注重长期风险回避的问题。

谈到07年发行的QDII产品，前面几位嘉宾也都讲过，最大的问题是老百姓对这个产品的战略性质是认识不够的，第二也对它有很高的预期，实际从投资角度来讲，我们有一个比方，基金好发难做，难发好做。当你好发的时候意味着普通投资者短期受到了对于投资回报预期的激励，其次他对未来高收益有一个很高的预期。反过来讲，现在是不是又寓意着是一个很好的投资机会呢？我想是有这种可能的。所以从这种角度来看走出去是必然的，关键是怎么走，怎么才能把QDII产品做好，而不是充当别人的“解放军”。谢谢。

李振华：刚才蒋先生也谈到了，中国的股市实在太好了，基金收益率很高，有一句话叫做“死了都不卖，不翻倍不痛快”，投资率回报要是达不到100%以上都不算涨，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基金持有人有这种要求，我们的QDII投资会不会受到基金持有人的压力，导致基金投资策略变得越来越激进？因为最近我们注意到有很多QDII产品都由保守型转为激进型，这会不会成为未来一个比较大的风险呢？

蒋纪康：其实我个人觉得对于职业经理人和QDII产品发行的机构来说承担非常大的压力，因为你开发一些产品，每年能达到10%到20%的收益就是非常好了，但是这些产品不受欢迎，不要说一千亿了，可能一两个亿都卖不动，对那些基金经理人来说确实是很大的压力，从这点来说，我觉得需要不断地教育国内投资者，一方面要教育市场，让他们认识海外投资，给他们一个渠道，配置中长期的投资，基金并不是炒的，股票可以炒，但是基金是一个中长期理财配置的方式，我觉得这点是需要长期地教育，媒体、基金管理公司、银行都需要不断地做一些教育工作，改变这个市场。短期我觉得是很难的，我在中国内地跑了三年时间，能让他们改变过来，我觉得非常非常困难，我希望能改变一点点，就是非常成功了。特别是在市场越是火爆的情况下，改变他们的想法越是困难，只能不断地以媒体教育引导，机构教育，还有就是以市场来教育他们，现在QDII的几个产品主要投资香港股票，过去几个季度有点回调，在一百以下，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让国内投资者更熟悉，更意识到风险在哪里，怎样才是合理的回报，收益和风险成比例。

袁绪亚：关于QDII由相对保守转向激进我想谈这么两点看法，第一点就是QDII的基金经理，尤其是过去银行境外的投资产品都做得比较保守，现在基金经理对国内A股了解得比较多，对国外的了解程度需要不断加强。

再一个，从A股来看，基金基本掌握了中国A股的定价权和话语权主力，我们可以看中国石油，它的发行价到刚上市最高的48块多，后来回落到21块多，最后把好多散户套牢了，如果中国基金放弃对市场的话语权，那这支股票就是有市场定价，如果基金捡起来了话语权，那这支股票就会走得比较强势。现在来看，港股的话语权，定价权在谁手里？随着QDII的不断壮大，决定了它是走激进还是保守。光靠目前QDII的队伍和规模来看还是比较难，另外港股是和国际基金共同的作用，我们不但要去做股票，还要和国外的大基金博弈，就QDII目前的压力来看，也不得不采取从保守转向激进的策略，但我认为随着中国基金经理对国际金融的了解，在选择性更高的情况下，可能这种状况会有所改变。但从目前来看，从保守走向激进应该是正确的选择。

李振华：因为我们知道之前我们的基金公司经营都是在国内，关注国际市场，现在做了QDII产品，他要关注全球的资产配置，包括我们的研究能力，人力资源等方面，怎么能跟得上，能够保证基金持有人的利益？

郑旭：我先回答一下主持人这个问题，就像您说的，所有人都在想这个问题，作为一只在国内做投资的基金公司怎么能有能力做境外投资。这个问题实际上在监管层决定要推动QDII发展的时候，已经考虑到了，在审批基金公司QDII业务资格的时候，对基金公司的境外投资人才储备有比较高的要求。我们在申报QDII业务资格和设计QDII产品时，监管层都要求我们做好人才的储备，包括相关的研究，运作系统的储备。从我们公司的角度介绍一下，我们公司聘请了非常有经验的海外投资团队，这个团队组成了银华基金公司的境外投资部，所有的投研人员都具有海外相关的投研经验，这个投资团队的总监谢礼文先生也有长达二十多年的海外投资经验，先后供职于知名的资产管理公司，例如汇丰、野村、恒生等资产管理公司，获得了包括晨星、理柏等第三方机构颁发的多项奖项。这样的团队对海外的市场会相对了解，同时我们也聘请了投资顾问，帮助我们进行必要的研究。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会从第一个QDII基金产品做起，循序渐进地推进，由易到难的学习，不断地充实我们的投研队伍，逐步提升我们对海外市场研究投资的经验。

从设计产品的角度来说我们也不会拔苗助长，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投研能力，我们也不会推出超越我们这个投研能力的产品，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会有一个稳健发展的目标。

潘峰：因为我也参与了我们公司一部分QDII的组织和发行工作，我谈谈自己的一点体会，我自己总结了一下，在我们目前QDII业务的准备和开展过程当中，有两句话，第一句话叫做积极稳妥、分布推进；第二句话是以我为主，融会贯通。

第一句话的意思是我们从战略的高度看待这个业务，但我们也要根据自身的能力，根据自身对国外市场的理解，对世界经济的理解和研究的深度来做开展业务的节奏和顺序。目前来看，我们自己认为，因为在中国我们的投资界，虽然是人口大国，经济快速发展，但也暴露了很多问题，社会资源分配悬殊的问题，还有资本管制的特点，在这样的经济体中我们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投资经验，所以在走出国门时，我们相信对一些类似的经济体投资是有优势的，所以我们可以分步地做这件事情，比如是不是可以先投资一些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他们可能正在走的是中国五年前、十年前走的路，这样相比国外的竞争者来讲，我们是有自己的优势的，我想这也是我们说的分步进行的意思。

第二个我们在人才和投资管理体制上，我们注重提高国际投资的能力为主，相对能不能走出去，能不能发行海外产品，我们的重点不在这里，我们的重点是是不是能够具备走出去的能力，能不能打造一支有初步国际化投资能力的团队，所以我们还是坚持以公司的投研团队和平台为核心，同时也吸收合并，引进海外的一些人才，达到融会贯通的效果。所以我们把注意力对外是放在产品的分步推进上，对内是放在整个团队的核心化和投资能力的提升上。

这是我要谈的，谢谢。 (本文来源：网易财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