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需要乐凯

时过境迁。有多少人还清晰记得柯达与乐凯在四年前那场盛大壮观的合资仪式？彼时的人民大会堂河北厅蔚为壮观，长长的红地毯两边的屏风上挂满了乐凯各个时期精英人物的大幅照片，在精心设计的纪念章上，柯达与乐凯的标志巧妙地镶嵌在一起。记者手中的新闻夹封面是红色的乐凯，封底是黄色的柯达，看上去美极了。当伊士曼柯达公司前CEO邓凯达（Daniel Carp）与乐凯胶片集团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杜昌焘交换签署双方合资协议文本时，有两个孩子站在他们身边帮助翻动文件，男孩是时任乐凯胶片股份公司总经理李京源的儿子，女孩则是柯达厦门分公司总经理马进的女儿，这样匠心独具的巧妙安排曾让在场的很多人动容。仅仅4年，双方就走到了“婚姻”的尽头。2007年11月中旬，柯达以3700万美元的价格将其所持的乐凯20%股权全部“清仓”。震荡尚未平息，一场突如起来的跨国官司又使得双方几乎反目成仇——乐凯在美国的经销商RoyalMarketing因被指责其销售的乐凯相纸侵犯柯达专利而受到警告，威胁要将乐凯告上法庭。

而此刻，位于中国经济锈蚀地带的河北保定的乐凯——这家一度被看作是中国民族胶卷行业最后一面旗帜的公司，却正因为一场可能有失公平的内部薪酬改革而陷入动荡之中。一些基层员工对七八十元的加薪幅度感到不满，而一些中层管理者此次的涨薪幅度甚至多达数千元。“这是一场有预谋、有失公平、‘为少数人服务’的改革。”一位乐凯员工愤愤地告诉《环球企业家》。

这不是张建恒今日乐见的结果。2年多前，年仅44岁的张成为乐凯灵魂人物杜昌焘的接班人，自上任伊始，被寄予厚望的他就不得不面临一个极其严峻的问题——如何拯救乐凯账面上可怜的利润。就在那一年，彩色胶卷的发明者德国爱克发宣布破产。随后，柯尼卡美能达宣布停止生产所有相机和胶卷，尼康则表示将停产几乎所有的胶卷型相机，富士胶卷则宣称其全球年销售收入下降了20%以上。2005年的乐凯全年利润也只有区区2233万元，跌至历史最低点。

但事实上，他能作出的选择不多。从任何角度看上去，这家公司的业务都过于庞大了，多达数10家的控股或参股公司，业务跨度从胶片到影像记录材料、印刷材料、膜材料及涂层材料、精细化工等四大产品系列，数量多达上百种，乐凯甚至还拥有一家旅行社，一家生产钢丝绳索的公司，而多数并不能够贡献可观盈利。

而同时，曾经寄望于带来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柯达，也因数字技术的快速革新而坠入自顾不暇的泥潭。“历史给乐凯造成了太多的遗留问题。现在是解决它们的时候了。”张建恒告诉《环球企业家》。他时常感叹说这家公司尚未形成与市场对接的现代化管理模式，却已遭遇行业低谷。闲暇的时候，他会偶尔翻阅杰克·韦尔奇的书籍——这个世界著名的CEO成功帮助一个多元化的商业帝国摆脱了成熟企业的顽疾，每每那些改造通用电气的故事让张怦然心动。

分手时刻

技术员、车间主任出身的张建恒已经在乐凯工作了25年，对这家公司的历史和问题自是稔熟于心。他坦承，如何让乐凯脱胎换骨般自我更新，这一问题时常让他夜不能寐。但恐怕他难以预料的是，在其上任1年多后的2006年末，他就面临其职业生涯中最大的一次挑战。张接到了柯达全球副总裁、北亚区主席叶莺打来的电话，告知柯达计划退出乐凯的消息。这一消息不啻于晴天霹雳，张的情绪一开始由怀疑而变得愤怒起来。张几乎参与了此前与柯达合资相关的所有谈判，尽管事先早有预感，但张还是觉得分手来得太快了。20年的合资约定终究仅持续了不到四年，一个让张建恒无法释怀的疑问是，柯达退出之后，乐凯将向何处去？

敏感的张此前已经注意到在过去的几年中柯达为了向数码时代转型所经历的巨变。柯达投入30亿美元用于数码转型重组，其员工总数从2002年底的7万血洗到2007年的3.4万，并出售了一系列业务和工厂。但华尔街并没有因此被打动，资本市场和新闻媒体都准备好了审判台——随时可能罢免目前的柯达管理层。作为柯达转型近距离的旁观者，张建恒对柯达翻天覆地的变化早有感悟，柯达脱手乐凯也在情理之中。

不过，让张忧心的是，柯达具体退出的时间及其相关的善后细节。“我告诉叶莺，乐凯需要缓冲时间，双方也需要对后续的重大问题进行协调。”张建恒说。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叶莺几乎每月都会前往保定与乐凯高管见面，她保证柯达会履行以往合同上的所有承诺，并且保证对遗留问题，比如在技术设备、原料和维护服务方面给予乐凯积极的协助。张建恒也时常去北京与叶莺密谈，期间磨合的时间长达十个月。

柯达倾向于乐凯集团回购其所持乐凯股份，而乐凯方面则愿意选择有实力的第三方接手。双方分手的消息很快不胫而走，乐凯很快接到来自北京、江苏、福建等投资者的电话。

金发科技(行情 股吧)公司董事长袁志敏是消息最早知晓者之一。 金发科技(行情 股吧)是国内最大的改性塑料生产基地，也是柯达的上游核心供货商之一。嗅觉敏锐的袁很快向乐凯表达了金发入股乐凯的想法。乐凯所拥有家电产业LCD偏光片重要材料TAC薄膜技术是其觊觎的对象，袁希望借此进军更高附加值的、成长空间更大的这一产品领域, 而柯达的退出被袁认为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在袁数次与乐凯密谈中，他承诺，在未来一年之内不会对所持有的乐凯股份继续增持或卖出。

“我们看好金发在制造业领域的行业地位和背景，金发的行业管理经验也可以更好地帮助乐凯提升管理水平。”张建恒解释说。金发科技最终击败了其它5名竞争者，从柯达手中接过了乐凯胶片20%的股份。而乐凯与柯达则在2007年10月花了一个月的谈判时间敲定了其它善后细节。

按照最终的分手协议，柯达将继续向乐凯提供技术许可、生产专利等知识产权，继续提供生产所需的特定原材料，并对此前提供的生产设备进行维护。同时将原2003年合资合同中的一条约定——柯达按使用其许可专利和许可技术的产品的年销售收入2.7%提取许可费，改为由乐凯一次性支付柯达900万美元作为许可费。

在最后的分手协议拟定过程中，张建恒说，他难以忘记所看到的戏剧性一幕。在美国罗切斯特的柯达工业园，在"摒弃传统技术，走向数码影像时代"的口号声中，其最重要的胶片技术开发中心厂房被定时爆破，一座重金购置、高达200英尺的曾用以阻隔胶片生产过程中可能遇到的灰尘而被工人们称为“水墙”建筑被毫不留情地炸掉。“乐凯原本孜孜以求的期待从柯达获得的技术被如此地废弃，这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张说。

婚内生活

在即将度过50周年纪念日的乐凯空旷的工厂内，少有惹人注目的新建筑。一间由巨大的铝扣板搭建而成的巨型厂房则见证了这场历时四年的合资演变，它如今仿佛是被人随意抛弃的遗腹子一样孤独地矗立着。作为整个柯达与乐凯合资合作项目中投资最大、工期最长的工程，这条内置新型乳剂生产线(AEC生产线)整整建设了四年。其生产线规模堪称庞大——制造胶卷所需要的各种工序一应俱全，其产品既供应改造后的乐凯涂布生产线，也供应乐凯汕头工厂生产线。由柯达负责工艺设备的设计、采购、安装和调试，乐凯负责大楼及公用工程。

但双方在调试安装设备过程中就渐渐感到了不快。这条生产线仅在今年二月份才完成了合同双方约定的产品工艺认证，虽然柯达已经承诺要帮助乐凯在保定和汕头各建一条乳剂生产线，但乐凯事后发现，这两条生产线由柯达设在加拿大和墨西哥的两条彩卷生产线改装而成，数年前就被淘汰停产。至于柯达设在美国的生产线，却搬迁到了其设在厦门的工厂。

柯达对此讳莫如深，并以仪器虽然并非全新但性能仍保持稳定来加以反驳，并解释说，柯达每年都会对设备进行翻新维修，整套控制系统也完全实现了自动化。在柯达看来，这条生产线的生产能力与技术水平丝毫不逊于全新的机器。

即使如此，由于胶卷行业不可避免的颓势，这条重金购置的生产线现在仅一个月的产能就可以满足乐凯全年的用量需求，余下的产能则可能被永久性闲置。

柯达在距离这条生产线百步之遥的办公大楼内设立了办公室，最多时候，有30多位技术专家和工人帮助乐凯调试各式各样的机器、有针对性地改进工艺配方。柯达还向乐凯提供一整套的培训体系，包括柯达操作系统(KOS)、有关质量管理方面的“黑带”和“绿带”、HSE（健康、安全、环保）规范，以及财务和市场等方面。

乐凯的技术工人们发现，柯达胶片技术在成本控制方面的确技高一筹。比如胶片显影不可或缺的关键原料硝酸银，其价格十分昂贵。尽管乐凯胶片片基上该成分的单位面积含量比柯达的要高很多，但显影效果却并不和其含量成正比，反而不如柯达的稳定。这些差距的发现也让乐凯获益良多。

不过，为了能够独立掌握这些核心技术，乐凯从一开始就拒绝从柯达全部拷贝其由软件到硬件的技术方案，只同意引进关键设备来消化吸收柯达整套技术。这种顾虑显然已有前车之鉴——早在柯达与中国感光行业全面合资的“98协议”之前，厦门福达胶片厂曾投资1.6亿美元引进了柯达的全套生产线，汕头公元胶片厂也投资2.2亿美元引进了富士的全套设备，单单是年折旧费用就高达上亿元。而且由于关键的乳剂配方以及核心原料必须要向外方购买，利润在对方眼中几乎是透明的，这使得柯达、富士得以通过核心配方及原料来遏制中国企业的竞争。而乐凯只是花了1000万美元引进关键的涂布设备，而后通过消化吸收形成自己独立的技术，才得以在彩卷大战中幸免。历史让乐凯不得不心有余悸。

据乐凯一位不愿具名的车间主任透露，2004年底柯达派驻的工作组进驻乐凯后，虽然给予乐凯一定的帮助，但关于TAC、乳剂和涂布生产线等彩色胶卷的核心技术，柯达并没有主动倾囊相授，最终乐凯还是通过努力，辗转得到了柯达7个胶卷产品的配方以及近7000个柯达的专利授权。柯达起初的确移交了堆积如山的技术资料，但在乐凯看来难免有缩水之嫌。这些文件凌乱不堪，一些内容缺失且不成系统，即便如此，乐凯还是设置了数10人的专职技术人员和翻译来对付这一大堆资料。在合资的第一年，乐凯在一份公开的报告抱怨“其经营成本上升了30%”。为了达到最佳试验效果，乐凯每年都得花费重金从柯达进口大量的关键检测设备，仅2006年，乐凯就购买了柯达2000多万元的仪器设备，而其当年的净利润也不过2700万。

双方此后的合作看起来更像是一场心知肚明的冷战。在胶卷业日渐颓势之时，乐凯一度希望在柯达品牌的庇护之下，借助“寄生战略”独立发展相纸业务。由于乐凯的相纸没有出现乐凯商标，而采用与柯达类似的英文背印标识，这导致在市场上两者极易混淆，双方一度剑拔弩张。根据合资条款规定，乐凯向柯达转让股权后，柯达将开放其在中国境内的8000余家专卖店销售乐凯产品；作为对等条件，乐凯也将向柯达开放其国内的3000余家专卖店渠道。借此，乐凯几乎在合同落地之日就开始派驻销售人进驻柯达冲洗店，希望借助柯达渠道来拉升业绩。在价格方面，乐凯相纸以每张便宜0.2元的低价与之竞争。

愤怒的柯达很快正式致函乐凯，建议其在与柯达过分雷同的相纸背印中增加乐凯商标，但这些要求并没有得到乐凯的积极回应。乐凯以新标识上市之后势必增加宣传费用、对品牌造成负面效应为由变相拒绝了柯达的要求，仅承诺“将视市场具体情况、客户具体需求来逐步采用乐凯商标背印的相纸取代现有背印相纸的做法”。

柯达随即向所有的柯达冲洗店告知，在终端店面必须同时摆放张贴柯达皇家相纸和乐凯相纸的背印标识，以便于顾客甄别。对那些违规冲洗店，采取中止加盟协议、勒令摘牌等严厉措施。同时，柯达还主动直接降价20%，并实施了面对二三级城市和最基层市场的“开垦计划”，让不少乐凯冲印店改换门庭，成为柯达加盟店。这两招几乎触动了乐凯赖以存活的最后市场底线，合资四年间，乐凯的利润不断刷新最低纪录。

耐人寻味的是，在这四年间，柯达甚至没有向乐凯派驻一个常驻高管，而叶莺作为“隐形”董事几乎没有出席过乐凯的董事会会议。对于乐凯的大多数员工而言，只有在乐凯的内刊上才能见到一些偶尔刊发的有关柯达技术与管理人员来访的消息。对此，柯达大中华区新闻发言人田耕向《环球企业家》解释：“柯达充分尊重乐凯合作的三原则，即保证乐凯的控股权、管理权和独立品牌。因此我们并没有参与乐凯的日常经营，柯达与乐凯在市场上仍然存在竞争关系，根据美国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柯达不能向竞争者了解其特定的经营和财务信息。”

最后的筹码

与柯达分手后的乐凯日子并不好过，其胶片业务一直处于半停产状态。一位负责胶片业务的质检员告诉本刊，其原料供应已经由大批量进货转为小批量多频次供货，目的是“减缓资金占用的压力和业务风险”，而不断分拆和建立的新业务由于遍及全国，乐凯在保定现有产业已经凸显“空心化”的趋势。

在市场观察人士看来，这家颓势难去的“慢公司”太多的纸上谈兵已经耽误了此前诸多东山再起的转型机会。作为国资委的直属企业，乐凯的运作机制带有明显的大国企烙印，每一次新产品的诞生都要经过政府科技主管部门的成果鉴定才算得上手续齐全。酝酿已久的数码影像材料项目审批早在2001年就已获得通过，而其真正运行则被拖至2004年，但随后又由于经营不善而陷入持续的动荡之中。乐凯在2003年下半年才开出第一家数码冲印店，由于在资金和技术方面无力大规模持续投入，其在2003年倾资研发出的数码相机，即使是乐凯所在的保定市场也难见其踪，很快夭折。

处于混乱、焦虑和困惑的十字路口，接踵而至的坏消息不由让人感到沮丧。或许只有位于合肥的乐凯工业园TAC薄膜提前试投产的消息多少能让人为之一振。乐凯将为这个前后共分四期建设的新基地预计投资高达13亿，圈地1600多亩。全部项目建成后，年销售收入预计将达到25亿元。这项目前全球仅有五家公司掌握的高科技技术，其核心在于如何将多达14层的绝密感光涂料在风干后压缩到1/3头发丝的厚度，全球市场规模将高达数十亿美金。这或许是乐凯重塑自我的最后筹码。在乐凯，几年来弥漫着一股怀疑、悲壮和压抑的气氛，明年将有多达1000名工人可能下岗。不过，留下来的工人们则相信这样一种说法——国家不会对乐凯坐视不管，中国化学工业总公司将会收购整个乐凯集团。“现在是乐凯历史的最低点，再折腾下去，公司就要被毁掉了。”一位已经退休的老工人反问记者，“即使收编，那又能够如何呢？”

在破旧的乐凯老厂区，一堵堵高高的红墙上铭刻着众多简短有力的标语，其中一条是：“铭记昨日沉浮，铸造今日辉煌”，这很像是对乐凯命运的注解。在这里，一些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陈旧设备并不罕见，斑驳脱落的厂房建筑、古董般的办公座椅让人恍如隔世，在各式各样管道密布的车间里，大多数生产指令还是通过书面的方式完成。乐凯在工厂内部禁止员工上网，对于外界而言，这里仍像是一片孤岛，时间仿佛在这里已经停滞。偶尔有一些新消息让年轻的乐凯员工振奋，在乐凯办公楼下的阅报栏里，有一条国资委正在乐凯进行领导干部考核选拔的调研消息，据说一位公司的新任副总将在数名竞争者中被推选出来。

“我现在盼着早点退休。”39岁的李建英翻动着手中的相册绝望地说。18岁高中毕业后，她顶替了父母的岗位进入乐凯，在胶片车间当了一名年轻的技术工人，就此20年过去。但现在，李的薪水也只有不到1000块钱，仅仅是当时薪水的1/2。她的家蜗居在保定市先锋路一片破败不堪的灰色楼群之中，这些建筑于1970年代的筒子楼只能提供给她三四十平米的居住面积。她的丈夫原来在乐凯数码公司工作，如今已经离职，前往北京寻找机会。“我的这点钱还赶不上乐凯已退休工人的工资，在保定，仅仅够吃饭，连衣服都不敢买。”李抱怨说。“我看不出来将来有什么希望。”

距离李家百步之遥的一栋7层白色小楼被乐凯人戏称为“高干楼”，因其居住面积多在一百多平方米而在乐凯内部小有名气，住进这栋楼至今仍是李建英们遥不可及的梦想，但从外表看，这幢楼毫无豪华之处。乐凯集团前任总经理杜昌焘的家就在这里，但自从2005年离任之后，杜在这里的家已经人去楼空，院子里的邻居们有些已经淡忘了这位在乐凯曾担任过长达9年最高领导职务的管理者。在乐凯生活区门口的小商店里，本刊记者看到了一些乐凯胶卷在卖，不过它们现在已经甩卖到七元一个，员工说，这几乎接近于生产成本。 (本文来源：环球企业家 作者：岳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