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服务经济指数”发布 京、沪和深圳分列前三

日前一份由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陈宪教授主持、历时近一年完成的“中国城市服务经济指数”正式发布。该指数旨在揭示中国大陆地区主要城市服务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和结构状况。

结果显示：北京居首位，上海、深圳和广州紧随其后，重庆、昆明、南宁和西宁等西部城市排名靠后，东部沿海城市明显优于中西部城市，区域间差距显著。大陆城市服务经济总体水平落后于港澳及其他海外城市。

该指数囊括了内地35个城市，包括所有的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省会（自治区首府）城市（不包括拉萨市）。之所以选择这些城市，是因为这些城市人口和经济规模大，是所在省区的中心城市。省会城市不仅是一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还是生产、贸易和服务中心。计划单列市之所以经济上直属中央，政治上位列副省级，就是因为这些城市的地位十分重要，甚至超过省会城市。至于直辖市，更是辐射较大范围的区域中心城市。通过考察这些城市，能够反映各省份和区域的服务经济发展现状。

排名方法说明

这个指数包含规模、结构、效率和潜力4个分类指数，由18个指标构成。项目研究人员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按照定量和定性分析的结果，确定了各项指标的权重，并计算出各城市服务经济指数及４项分类指数。例如，北京不仅总体水平居全国首位，在规模和结构方面也列第一，深圳则在效率和潜力方面拔得头筹。

该指标体系中的数据，绝大部分来自公开出版的统计年鉴和各类专业年鉴，个别数据来自有关专业部门的公开出版物或网站。按照该研究项目负责人陈宪教授的说法，指标体系的设计和数据采集是本着公认性、聚焦性和可获得性的原则进行的。但在数据的采集过程中，研究人员还是深感现有数据的可获程度，严重制约了对服务经济发展的评价，及其相关研究工作的开展。

陈宪说：“对于服务行业统计分类的详尽程度，各城市的差异很大。而服务贸易、服务业利用外资等反映城市服务经济开放度的数据则非常缺乏，最后只能被迫放弃这些指标。”这种状况表明，目前的统计标准和要求尚不适应服务经济发展的需要。

排名背景及结果分析

2007年2月7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指出：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服务业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尽快使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由之路，对于解决民生问题、增加就业、促进消费、减少能耗和污染具有重要意义。有条件的大中城市要加快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

然而，中国是一个二元经济结构显著的国家，不同地区的城市服务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存在较大差异。按照指数数值的接近程度所进行的聚类分析显示，这35个城市服务经济水平依次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包括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4个高水平城市。第二类包括乌鲁木齐、厦门、天津、海口、沈阳、南京、兰州、呼和浩特、太原、青岛、杭州、武汉、大连、西安、成都、银川、济南、宁波、郑州、合肥、哈尔滨、长沙等22个城市。第三类则包括福州、长春、南昌、贵阳、石家庄、重庆、昆明、南宁、西宁等9个城市。位居第一类的4个城市全部属于东部，而处于第三类的大部分为西部城市，这样的分布格局和人们的经验性判断是吻合的。

乌鲁木齐、银川、兰州等西部城市的服务经济指数排名比较靠前，这似乎与人们的经验性认识不一致。对此陈宪教授解释到：“我们首先核对了原始数据，这些城市的相关数据都来自公开出版的年鉴，其权威性不应受到质疑。于是我们就尝试用城市服务经济首位度来解释这一现象。”所谓城市服务经济首位度，是指该城市服务业增加值占所在省（自治区）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以此来反映该城市服务经济在该省区的地位。研究结果表明，城市服务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首位度呈一种反向关系，越是服务经济发达的省区，其省会等大城市服务业增加值所占比重较低；而在欠发达省区，经济资源往往更集中于大城市，反而促进了这些城市服务经济的发展。服务经济指数排名属于第二类的西部城市，如乌鲁木齐、兰州、太原、西安、成都、银川的经济首位度都处于比较高的位次。不过，如果省份之间的服务经济差距太大，即使欠发达省份的省会城市首位度很高，也难以超过发达省份的同类城市。

与海外城市存在区域差异引发思考

尽管暂时还无法编制一个包括港、澳、台地区的中国城市服务经济指数，也很难选择一组代表性的海外城市进行同口径的计算和比较，但是，该项目仍然选择了北京、上海、深圳和广州４个代表大陆服务经济最高水平的大城市与东京、大阪府、香港、澳门、新加坡进行了比较，从一个侧面来认识中国大陆城市服务经济发展水平。

结果显示，大陆城市服务经济与海外城市存在很大差距，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总量上，更体现在效率与结构上，例如，人均服务业增加值、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服务业集聚度这三项反映服务经济效率的指标，代表大陆服务经济最高水平4大城市与海外城市的差距竟然以倍数计。效率的缺失可能源于结构的失调。在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与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比重方面，大陆城市同海外城市及中国台北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这种区域间和国际间服务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引起人们的思考：如何通过发展服务经济，有效地促进增长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区域差距的缩小。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得以高速增长的原因之一，就是地方经济活力得以释放，追求GDP增长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诉求。然而，这种快速的经济增长是以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为代价的，是一种粗放式和掠夺式的经济增长。这种粗放、无序的增长方式直接威胁着我国原本脆弱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同时，这种增长方式也扩大了区域间的经济差距，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在这种区域发展竞争的格局下，往往要付出更加沉重的环境代价。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区域产业结构，已成为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途径。在今年7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编制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制订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在坚持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基础上，前瞻性、全局性地谋划好未来全国人口和经济的基本格局，引导形成主体功能定位清晰，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互协调，公共服务和人民生活水平差距不断缩小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发展服务经济是一项重要内容，这是服务产业、贸易、投资和消费的特点所决定的。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欠发达地区服务经济水平与发达地区的差距，正是其未来经济发展的空间所在。因此，大力发展服务经济，充分发挥服务业在解决民生、增加就业、促进消费、减少能耗和污染方面的优势，对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和谐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本文来源：网易财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