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志毅：建立中国的管理体系

何志毅：跟大家交流吧，我们这些人当时都是以会教西方管理体系为荣，我上午给本科生讲课，讲到历史故事，我第一次受到比较系统的管理学培训是在1987年，当时给惠普公司做代理，当时把我们送到新加坡培训，当时听了销售管理三天，当时觉得这也是个学问啊，当时以为销售就是吃吃喝喝，当时都不愿意做销售，觉得很低级，觉得做工程师、技术员很好，做销售员家人也不觉得好。

后来市场经济，整个方向转过来了，我97年到学校当老师，那时候你就要学人家的课程，我对战略感兴趣，就把战略的东西看的透，你觉得你会讲麦克波特的竞争战略为荣，讲的很得意。99年博士后毕业，当时让我去营销系当老师，那时候又得重新来，就把飞利浦柯菲特的东西吃的透透的。

其实我自己对企业文化感兴趣，因为做老师，有很多观点和机会，别人找你做培训和咨询，如果做营销咨询、战略咨询都做不过跨国公司。包括我们给招商银行、航天科技做，首都机场做，你做业务咨询做不过跨国公司，做企业文化咨询肯定比别人强，所以我们就搞文化。这个阶段过了后，现在感受很强烈的是什么？就是没有自己的东西，中国的管理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没有自己的内容。从大概两三年前把别人的东西搞透，把管理摸完就这样了。而西方最新的东西可以马上过来，可能不会超过一个月。

现在我们就在想中国管理能不能出自己的东西，我最近有一些比较成型的想法，我们看看这个世界上谁能够出管理理论，基本上就是美国，早年欧洲有一些人，像科晨组织体系，法约尔的科学，最终汇集到美国那，成为管理科学，像很多子科学，像生产管理、质量管理、企业文化等，都是美国搞出来的。从人类大历史看，管理就100年历史，1891年到现在也就100年历史，并不能证明管理思想体系只有美国有。1000年以后呢？你说哲学存在多少年，这只是在学科发展的早期，美国人无非领先一步。

第二个有一点点管理的人是日本，日本人在管理科学上有多少贡献呢？根据子科学是2.5门科学，对日本人不幸的是还是美国人总结出来的，八十年代美国人发现日本人上来了，美国人特善意学习，早上我说过，他们一边打仗，就有搞历史研究的人在后面。我们给日本人打游击战，打赢了，我们打美国人，美国人研究你，这就不行了。然后美国人研究毛泽东思想，看到背后是孙子兵法，然后就研究孙子兵法。所以研究日本企业为什么成功，发现是企业文化在里面起了很大作用。日本场所提供了一个社会科学的实验场，日本GDP一下冲到世界第二，美国人研究，发现最重要的是日本人把民族精神的东西放到企业里，民族精神在企业里的运用美国人总结为企业文化，八十年代中期，美国人总结了企业文化。一直到92年，约翰科特写了一本《企业文化和经营战略》，把这总结出来。

另外日本要赢得美国，就要从质量上做起来，要从设计开始，整个理念，有产品质量、服务质量，提升成一个理念，形成了一门学科——质量管理。

日本在做生产的时候，生产管理在通用和福特大规模流水线基础上，这是美国人搞出来的，把一个复杂的生产工艺拆成很简单的工艺，这么一搞就分工很细，原材料库，周转库，成品库，整套体系很规整，而日本没有那么多土地，没有那么多车间，而又要降低成本，就搞出精益管理，零库存，加上一些工具和方法，变成0.5，不能变成单门的学科。现在叫运作管理。从现在管理角度来看，日本给大的管理学科做了2.5的贡献，其他基本都是美国人。

现轮到中国了。中国起来后，我们先从实践中间看，我也跟很多企业家打过交道，我也问过他们，你现在这套东西跟谁学来的，我们肯定的说不是都是从西方管理学来的，大致有三个来源：一个是西方管理科学，科学那一面是肯定的，是值得学习，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是对于人的管理方面，管东方人和管西方人不一样，西方管理科学只是中国人管理的一个源流，肯定不是全部。看中国很多企业家，都是我党我军培养出来的，你看王石、柳传志、王健林等等，都是共军培养出来的，他们把我党我军优良的东西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我刚刚采访过柳传志，非常典型，我问他联想做的成功，你做联想投资、置地又这么成功呢？柳传志讲，文化地基绝对是中国人的，不是美国人的，上面激励制度也很重要，他说按照国际惯例的标准，同行人的标准就是融资1.5到2.5归你使用，退出20%归你个人，如果我离开了这种商业机制，我的人才就跑光了，无非有点小改造。

市场经济的东西和原来对人性的把握和人对组织需求、精神需求的把握结合在一起，很多东西可能人家不是教你企业管理怎么管，他是军校毕业，任正飞在部队时间比较长，在同样一个组织体系里怎么管人，怎么维持纪律，然后跟市场经济非常好的结合起来。回头来看，中国共产党，解放军成功有一套东西，有个基本规则在任何组织都可以借鉴使用。

第三个来源实际是中国传统文化理念的一些思想，来源三个，不是肯定从西方管理学习出来的。

我们就想，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有什么条件下才能出所谓的管理思想，我想这个管理思想是前面要加企业两个字，后面加体系两个字，企业管理思想体系。看日本，第一是国家的民族有民族底蕴，管理是建立在社会科学上，社会科学是建立在宗教文明基础上，西方宗教之所以产生，是建立在西方经济学、心理学、哲学等学科基础上，出来企业组织体系，而在这样企业组织体系怎么管人形成了科学的东西，这一定是在大的社会科学基础之上展开的一个分支，这是构建在基督教文明基础上。我们来想管理科学的构建，中国管理科学的构建不可能嫁接在基督教文明基础上，有各种各样的争论，前面我们光华争论也很激烈，到底有没有中国管理的特点或者是中国管理的思想体系能否产生，有不同意见，我觉得是完全能够产生，因为这个世界上，人文科学没有一种唯一的东西，因为牵涉到价值观，牵涉到人的最基本的生存理念，全世界不可能只有一种文化，一种文明，至少是两种文明，其实文明的地基是在宗教，你看有几种文明，我这儿想，将来世界上一定三大文明并存，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这三大文明都可以展出自己的管理科学。如果中国再成功，因为日本成功已经给了美国人一个刺激，如果是偶然事件，而如果中国成功了，中国基数大，然后印度再成功，一定会出来个东方管理科学出来，另外也不能排斥伊斯兰教的成功，我相信也会成功。

现在摆在我们眼前的问题是，在基督教文明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社会科学、管理科学是不是唯一的？如果不是唯一的，我们相信有文化底蕴和民族一定可以发展出社会科学。

我经常问别人这个问题，如果你爸爸偷了羊你会不会检举他，我说我也不会，很少有人举手。有个经典例如自己，你坐在朋友车上，而你朋友撞车了，只有你举证说你朋友是否超速，你是否检举他，他撞了人不严重，但是他确实违规。在中国大部分不检举。孔子说是儿子不能检举揭发父亲，这是儒家的道德标准，但是放在基督教文明基础上又是错误的，但是我的想法是，你说他对还是错，你很难改。我都想我自己，我爸如果偷人家羊，我也不会检举。我可能会想，如果连我爸这么好的人都偷羊，那么是社会的问题，社会逼良为娼，另外也会怪我自己，你看我爸想吃羊，我买不起，逼着他偷羊，这是我的耻辱，我的不孝，不能怪我爸。第三我会想，如果我有钱我会偷偷给个红包，留个字条，说你家羊不小心掉到我爸锅里，这是传统中国人的行为习惯。

还有很典型的例子，关公。很多人都不喜欢别人说他不讲义气。我有个朋友找我，说我儿子准备什么什么，我说这不好办，他说好办找你干什么。中国人讲义气，经常做一些违反原则的事。为朋友两肋插刀，不违反原则的事不用两肋插刀。如果不愿意帮，那么正面说你有原则，背后讲你不讲义气。关公在华容道放走了曹操，刘备原谅了他，世世代代人原谅了他，在这价值观下的人如何在市场经济下管理。举这样的例子来说，中国管理文明嫁接在佛教、儒家文化下。比如儿子不能检举父亲，在这样一套价值体系下，因为企业是利益组织，为赚钱奋斗的组织，这样一定会产生自己的东西。如果谁能产生管理思想体系的话，首先要有文化底蕴，文化底蕴划分至少可以分为三种，一定可以展出自己的管理科学体系。

因为西方走了一百多年，企业实践了一百年，出理论到现在大概一百年，比如德鲁克，现在轮到我们了，我觉得东方能够出管理思想的，这是一个基础条件。

第二个基础条件是实践的东西，因为这门科学是实践科学，不是理论科学，我们这学科是实践先行，这个人这样成功，那个人也这样成功，结果总结共性。比如你成功，他成功，一个不算，找到六七个，理论认可了，理论初步成立。还来做个定量分析，其他为什么不这样的呢，有个条件，什么样条件不成功，所以一定要有前沿性的实践。美国人为什么出理论，因为什么问题都是他先碰到，他先抓一只麻雀，然后抓到六只麻雀，然后对比为什么其他麻雀跟这些麻雀不一样，总结出来，他走在世界前沿才出了理论，你碰到后人家已经有了理论，你跟着学吧。

当时日本碰到的问题是美国没有碰到的，企业文化问题，因为物质不够，更显示了精神问题。志愿兵打仗就是物质不够，精神来凑。日本提供了一个实验场所，其他东西都被限制住了，精神很重要，然后组织起来，这是美国人没有碰到的。质量美国人没有看得那么重，他看中了。

中国人碰到什么问题呢？中国碰到的问题都是转型问题，中国转型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就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双轨制造成的问题，如果这些东西一半的国家碰到这个问题那也可以出理论，另外中国传统文化跟现在的市场经济，基督教文明、市场经济、西方社会科学、管理科学推过来的这套东西跟你的传统文化相矛盾时怎么解决的问题，这套东西做出来是有价值的，因为你再碰到伊斯兰教文明起来的时候会碰到我们的问题，这是我们可以创新的。另外是你碰到前沿问题了，碰到前沿问题的时候你也可能出所谓科学的东西，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管白人、黑人，都会碰到这个问题。中国实践正在往前走，我们的公司已经成长为世界一流公司，我想再过十年二十年，世界一流公司中中国公司会越来越多。

第三个条件，你的经济成就要获得世界性的认同，我们GDP第三了，如果人民币升升的很快，可能十年二十年超过日本了。我们走过第二的可能性非常大，中国经济增长加上人民币升值，肯定会很快超过日本。如果日元贬值人民币升值那么超过得更快。另外我们经济增长速度比日本高，那么大家眼光就聚焦在你身上。我们内部叫2028工程，我们觉得用20年中国人有可能出自己的管理思想，我们用了三十年时间走到世界第三，如果用四十年时间走到世界第二，如果用五十年时间出中国管理思想，上次台湾老板听了很激动，说时间太久了，再过五年就出来。我们觉得中国出管理思想有条件的，因为出管理思想的条件我们都具备。

另外我们研究一下什么叫思想管理体系，现在很多人做这个东西，我当时说2028出来，我们老师不高兴了，他说我已经有思想了，我的观点是这样的，所谓思想体系是由四个东西都要有才叫做思想，叫道法术器，第二，你要有制度，第三你要有方法，第四是你要有工具。我今天上课还碰到神龙汽车，他们在总结自己的模式，愿意出点钱问谁愿意做，我们很愿意做，他们想研究自己的模式。还有很多人现在也在想做，像深圳航空，我去了以后，他们弄出一套东西比我们走的还远，他们搞了一套罗盘管理，他认为这应该放到一个框里成为理论体系，中盘内盘是什么意思，把这用独有的名词，而且出书了。我给他讲了两个半小时，我感动的是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那天我讲课深圳航空来了400人，包括机长都改成服务经理了，我讲课很少有这样的掌声，我内心的感动是他们连中下层人都已经彻底对这个题目感兴趣，他们老板一直讲要管理创新，搞了罗盘的东西，非常深入人心。企业里的实践者已经在做理论总结。

招商银行老板也提出来，要做理论提升，移动也在搞一个课题，做理论提升。什么叫理论体系，比如三一重工搞了一个早餐工具，这只是个方法问题，而且日本人早就有了，成不了一个理论体系，所谓理论体系是道法术器。道是你提出一个理念，你用什么制度来支撑呢，要有规章制度。我们到很多企业去看，老板提出很好的理念，但是梳理他的规章制度很多不支持，甚至反着来的。我现在在想怎么创新的时候，其实日本那套终生雇佣，中国人的家族管理，什么叫以人为本，那才叫以人为本，不要把人逼的像陀螺，朝不保夕。

从环境的角度来讲，我们传统理念里的东西，什么叫以人为本，用什么制度支撑，这叫道、法，术是你光有制度概念还不行，要有方法，人家有360度考评，末位淘汰制来维持竞争，觉得就是要竞争，就是要淘汰，否则会偷懒。你说不会，那么你用什么激励人。最后你怎么把这些东西落在软件工具上呢？中国人都说关系很重要，谁把关系管理变软件呢？还是美国，而且链到企业内部去，搞出企业内部管理流程。

什么叫管理思想体系是含有道法术器，你有一个理论要有支持这个理念，道是理念和概念，法是规章和制度，术是方法和技巧，器是软件和工具，你真正能够把这套理念落到工具上去，这就叫管理思想体系。中国现在绝大部分人停留在喊口号讲理论阶段，墨子说兼爱，孙子说不战而胜，老子说无为而治，怎么无为啊，制度你说编的宽一点，宽到什么地步，都没有。我们搜寻文献，我们老师还研究了这么多年，马上要开东方管理研讨会第十一届了，他也出了一系列的人文学等，但是没有往下弄，都是在道的层面，怎么支撑道的规章制度都没有。现在我们要做的东西是从底下往上走。这次为什么搞中国管理创新，我根本不管你管理体系，只要有点创新我就收来，我有一只麻雀，我再找到八只麻雀我就成理论。把东方管理，或者儒家的东西，把与市场经济能对接不能对接的东西梳理清楚，这些怎么落实到企业里应用。另外从底下往上走，企业一般是用那样这样的方法找出来，他为什么这样管，共性在哪，有了共性再解释，这是与社会主义有关系，还是与老子那套东西有关系。

现在很多企业家信佛，很多大企业家一边赚钱，一边烧香拜佛。

我们企业就是如果从道层面落实下去，这是我们要做的工作。

我还要讲讲方法问题，我们怎么做研究，最后落到我们为什么搞标杆企业，这一定要企业与学界以及传媒界结合，我们在这里能提供什么东西呢？我们提供了一个平台，因为这是学术研究性的工作，由大学出面做这个工作比较好，我的本事也许没有晓波强，水平没有晓波高，但是我们站在北大这个平台上，有很大的优势，想混进来也不容易，历史机缘是这样，我们与晓波一拍即合，我们要搭建这样的平台。我站在教授的角度上，真的不能够指望大学教授，不是我们无能，而是制度不好。现在整个学校的体系制度都是倾向着跟着西方屁股后面走，事实就是如此，但是无力扭回来。一定要做很定量化的东西，现在中国那么多优秀的大学教授都在跟着西方学术体系，为了发表一篇文章，而且可能要熬十年，而且熬完后可能别的事都不会做了。教授很多都被引到这些方面去了。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全部往那倒。

当然有一些人，或者有这个志向，或者已经过了正教授这一关，像陈老师等，但是不多，说不走这条路，走实践，走创新的东西，但有可能做不成。他们问我干什么，我就说我准备出思想，获诺贝尔奖，等到十年后我退休了，他们如果问我搞出来了吗，我说你以为很容易吗。

这是一部分人，但是主力不能依靠这些人。第二波人是晓波和财经媒体，我们在财经界看到资深的记者，很多人有很强的研究能力，而且他们长期在实践中，与我们的区别是，哪怕实践感兴趣的人也偏学科，而他们在行业和企业很透。

第三类人我觉得是企业里面，在座的各位了，主力不是老板，老板出几个概念太难了，首先是有学术研究兴趣的副总裁，你的企业有研究部、战略部、综合办公室，老板身边有学术研究兴趣的，他们又对于企业了解很深，这是一部分人。当然也不排除很有学术兴趣的老板，至少在目前我看到的人里面，王石也想出思想，我接触的企业家还是以李坤为最，讨论罗盘问题，他已经走的很前沿。还有对理论有兴趣的也有一堆，像秦小，有博士学位，有理论研究兴趣的。

第四类人是其他学科的，像张建华，你说把军队这些东西怎么放到企业里应用，也要需要研究的。前一段写的领军之道于凯诚。另外还有研究中医理论的，把这套用到管理里。包括从宗教角度研究的。

企业文化西方的书就叫公司宗教，企业文化就是一种公司宗教，尤其在中国这种环境下，因为西方基督教很强，组织体系也很强，中国教体系不想，如果讲到公司宗教，在中国形成公司宗教比西方更容易，那么宗教里的那套东西把握人的灵魂最本质的东西，这怎么应用，宗教学、社会学、经济学、医学，只要对企业管理感兴趣，这也是未来我们搞研究的一批人，一支力量。

我想由这四类人组织起来，我们在这里的雄心就是提供一个平台，平台另外一般端要有企业，我们想从今年开始，我们重点做这100个标杆，有很多价值意义。如果北大研究中心为主体，我们团结一些人，如果四类人里，我曾经想过，各有12个，那就是48个，加上我们中心2个人就是50人，如果搭建的平台能够锁定，我做了初步测算，200个企业可以涵盖中国所有企业的类型。这事情我们一定要做的，晓波一定要做的。说难听点没有钱卖衣服裤子也得做。我们一个个找，与企业家聊的透透的。我们肯定下决心要做，我们现在锁定十家企业，是中国三十年历史里没有它根本不行的企业，有哪十家大家想想，我会先抛一个，我认为这十家是谁，然后马上做。

我已经找了柳传志，他说很支持这个事情。这十家做完接下来就三十家，我通过大规模评审把势造出来，说这三十年来不能缺少的三十家是谁。我昨天问了几个网络界的人，说很难挑。进而我们跟踪一百家，只要锁定你，我们收集你所有历史资料，我大致有个测算，涵盖掉中国所有企业，大概在200到300家，我锁定后往下再干二十年，一定出东西，这是很庞大的系统工程，现在怎么从100个标杆企业起步，有两条线，一条是写书这条线，很好切入，但是要求是，将来你的经济来源是靠卖书来，第二条是从研究的角度，我们花点时间来探讨一下。

我讲三点，中国是有可能出管理体系的国家和民族，第二什么叫思想管理体系是道法术器，第三这个东西怎么做，是需要一个大平台和四类人的合作，一类教授，二类是新闻媒体和咨询师，第三是企业界研究人员，第四是管理构架构建在哪类学科的人这类人。 我那天跟柳传志讲，柳传志已经答应了，你把你所有的东西放在我这里，无非是什么时候开放而已，“对历史很有价值”。今天李东升如果愿意把他那时候的决策放在我们这，20年都有价值。今天收集这些东西费了很多力气，现在可能看不到价值，就以图书馆为例，100年就有了价值。这需要大家共同配合，我就说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