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的代表：大邱庄和悲情禹作敏

纷纭的评判

小靳庄原党支部书记王作山认为，禹作敏“仗义豪爽”、“处事果断”、“胆子大”。据王讲述，因同为天津市基层党支部书记且经常在天津的各种会上碰面，双方早在“文革”前数年便已熟识。“文革”期间，“全国农业学大寨，天津学习小靳庄”，其时，禹作敏便到过小靳庄并与王作山有过交流。

“文革”结束后，做了三个月宝坻县县委书记的王作山被扫地出门且受到处分，回村做起了农民。直至上世纪90年代初，在村民举荐下，自认为犯过错误的王作山出任小靳庄村主任。上任伊始，已大致明辨发展道路的王作山从宝坻只身前往静海，在大邱庄找到了老朋友禹作敏，目的很简单，就是希望禹作敏在工农业改革上给小靳庄提供些建议和帮助。

“他问我：你搞啥呢，有什么技术人员吗？我说：哪有什么技术人员？我就是做铁活儿还行。他说：这样吧，我给你派个车，你在大邱庄先转转，看上哪个产品，你就干哪个。他是让我看看干哪一行。有一个叫无缝高瓶焊管厂的，我看上那个了，他说：你还可以，有眼光，这个东西赚钱着呢。当时他几大公司经理全在那儿，禹作敏当场就拍板了，说：厂房我出钱给你盖，原料我供你，因为买带钢你也买不起。我给你出技术人员，在技术上给你领通，你可以干喽，我再撤回来，一年保你纯利润150万。”

之后，在禹作敏人财物的帮助下，厂房很快盖了起来。没过数日，禹作敏给王作山发电报到小靳庄，通知他去看设备。“就是禹作尧那个公司给我进的设备，到那儿一看，设备是进来了，但不是专门给小靳庄进的，是整个大邱庄集体进来的一批。人家告诉我，你得去总公司，找禹总给你打个条，按当时的安排，就算禹作敏上缴利税了。于是我就去公司打条去了。当时，有几个人在那儿，禹作敏跟我说：我现在有点急事，正处理。咱也知不道啥急事，也不好问，结果听着听着说是逮起来了。”

据称，禹作敏被抓后，因监狱进不去，王作山便到大邱庄看望了一下禹作敏家属，同时又到禹作敏的公司看了看。因其被抓后事情十分复杂，王作山与禹作敏筹划的援助项目遂彻底泡汤。“你说，本来是多好的一个事儿啊！”王作山对本刊记者讲，由于地区闭塞，关于禹作敏入狱两年后保外就医的消息，他根本不知道，直到“1999年报纸上登着说，禹作敏自杀了”，他非常吃惊。

20世纪80年代末，大寨党支部书记郭凤莲第一次听到禹作敏这个名字，当时，她正因政治处分被分配到山西省昔阳县公路段。“那天，《山西日报》发表了关于禹作敏谈大邱庄经济发展的一个整版报道。当时大邱庄比华西村(行情论坛)还要有名，读完以后，对禹作敏的事迹，对大邱庄的发展，说实在话，咱是非常敬佩的。我认为，一个60多岁的老人，基本上属于和陈永贵同一时代的人，能够在改革开放以后，迈出这样一个步子，把大邱庄迅速变成一个工业性的城镇，他是付出了很大努力的。起码我认为，他对党的政策理解得比别人要深刻。还有一点，他胆子很大，想法超前，思路敏捷。作为一个农村干部，有这么大的开拓性，有这么大的能力，把大邱庄整个变了样，我真是非常钦佩。”

9月20日，郭凤莲在山西大寨宾馆接受《财经文摘》记者独家专访时，对禹作敏进行了深刻剖析：“首先，禹作敏没有多少文化，他基本上也是个文盲，说实在话，农民啊，你要是表扬表扬他，他浑身上下都是非常麻木不仁的。另外，他的成绩确实是令人满意的，而他自己也感到非常满意，他看不到自己不足的地方，这样他就有一点摇摇欲坠。”

郭凤莲认为，对于禹作敏的悲剧，天津市委、市政府以及静海县委、县政府都是有责任的：“为什么不能对禹作敏的这种行为进行一种约束？为什么不提前约束他？是他听不进去呢，还是说他有幕后支持者？”她认为，对于大邱庄，应该正面看待，对于禹作敏，更应该正面看待。“我认为，基层干部都应该受到保护，受到党和人民的保护，受到法律的保护、政权的保护，因为咱们农村干部很不容易，在农村干点儿事太难了！”

1992年12月18日，作为中共“十四大”代表的郭凤莲，会议结束后便马不停蹄地与当时昔阳县委书记从北京直奔天津，准备去大邱庄参观访问，“去见见禹书记”。郭凤莲迄今为止曾两度到过大邱庄，此为第一次。

据郭称，禹作敏办公室一位女孩子不知道到访的是郭凤莲，态度一度很冷淡，既不让座也未有茶水相送，“俩人就在门口坐着等禹书记”。当郭凤莲将身份证等证明材料登记并“呈送”到禹作敏处后，“女孩子态度一下子好了起来”。

“进到办公室后又等了一会，时间好像不短，还喝了一杯水。”后来禹作敏就来了。他说：郭凤莲同志，我很崇拜大寨的，我也是在学大寨年间起来的。陈永贵原来是大寨的书记，我是大邱庄的书记，我也是这么干出来的。禹作敏还说：今天来的人很多，不管他部长也好，省长也好，来这里就让他们自己看，我禹作敏是不作陪的，今天凤莲来了，我要出面，我要接待。“等于给了我们个特别的面子。”

郭凤莲记忆尤其深刻的是，禹作敏说话总是很严肃，“有点傲气”。“他说：过去学大寨那么长时间，老百姓也没学到什么，还是饿着肚子，还是赤条条的。你看看，现在咱们党的政策好了，改革开放以来，大邱庄是怎么一个变化啊！讲了很多。后来我们县委书记说，我们俩是从北京开完会来大邱庄学习来了，向禹书记学习来了。他说：好啊，大寨应该学大邱庄了，大邱庄改革开放搞得好，大寨现在落后了。禹作敏给了我们一些大邱庄的介绍资料，然后又坐在那儿交谈了几句，后来就去吃饭了。”

当天，禹作敏鼓励郭凤莲一定要把大寨的化工厂搞起来，并表示，在这个层面上，大邱庄可以提供资助，而且大寨化工厂生产的液氯完全可以供给大邱庄使用。非但如此，得知郭凤莲以及昔阳县县委书记当晚要回山西后，禹作敏毫不犹豫地开出50万元支票让郭带上，“来一趟大邱庄也不容易。”

“他说：你先让化工厂动起来，我用你的液氯。这样，通过我供给他的货，把他借给我的钱就抵了嘛，可以还了禹书记的钱了嘛，人家也没讲是给你，就是借给你的。我说：禹书记，咱们都是集体的事，我要给你打借条，我签字，借大邱庄50万块钱。禹书记说：你不要签了。我说：不行，一定要签上字，要么，别人会怀疑我郭凤莲把这50万块钱装在自己口袋里面了。我就给禹书记打了借条，借50万块钱。”

为表示对禹作敏无偿提供资金援助的感谢，1993年春节刚过，郭凤莲第二次来到大邱庄，见到了禹作敏，时间就在禹出事前两天。“我看到禹作敏好像有一种急躁的情绪，变了个人一样，非常暴躁的样子。当时坐下来之后，他说：我禹作敏是真正干出来的，你们大寨村是毛主席扶持起来的，你们那个先进是国家出钱买的，我这个先进是自己实实在在干的。现在改革开放了，你大寨动也不动，说明你们这个典型是假的。”

“我心里说：怎么今天禹书记是这么一个性格呢，这么说话，还说大寨的典型是假的。后来我们的情绪就不好了，他讲完以后，我们也没说让他陪我们吃饭，自己在大邱庄找了点儿饭吃。我说：禹书记，你去忙吧，不用管我们了，可能我们今天晚上就走了。禹作敏说：你们再住上一个晚上，看看大邱庄吧。后来他就把事情交代给了另外一个人，让他领着我们去看了看大邱庄，什么九龙壁啊，钢管厂啊什么的，晚上就住在了那边。”

“就在我们住进宾馆快要休息的时候，不知道是天津公安局还是天津检察院的一个女同志过来了，她说：书记啊，你们明天早上赶快离开这里。我问是怎么回事，她告诉我，大邱庄出人命案了，打死人了。我说：是谁打死人了？她说：是禹作敏打死人了，你赶快走吧，这个矛盾是很大的。我们也没追问到底是怎么个情况，第二天一早就走了。回到大寨时间不长，就有媒体报道说大邱庄出事、禹作敏被抓起来了。”

郭凤莲认为，禹作敏死得很可惜，对于大邱庄来说，更是一个莫大的损失。“不管怎么说，十多年的时间，大邱庄变了样，要是没有禹作敏是干不成那个样的！这么大的改革思路不是随便一个老百姓就能想像到的。我从不因为谁犯了罪就讲人家这个那个的，我是实在感到挺惋惜。可能这也给我们这些支部书记、农村干部们敲响了一个警钟，就是在取得成绩的情况下，应该怎么看待自己，怎么约束自己的行为。不能说是一个反面例子，但总可以是衡量我们自己的一个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