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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时，受到严重束缚的印度经济以缓慢而稳定的速度增长——著名的3％。在经济方面，印度的相对成功时间并不长。上世纪80年代，一些改革得以缓慢推行，经济增速上升至5％，大大快于独立之初的几十年，更不用说殖民地半停滞状态下的那一个世纪了。然而，令今天印度经济如此具有活力的根本性变革发生的关键时刻是上世纪90年代初，起因是当时刚刚出任印度财政部长的曼莫汉·辛格推行的改革。辛格在淡出政治舞台一段时间后，于2004年开始担任印度总理。从长期角度审视印度经济，两个有益的问题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改革措施开启的渐进转型期中，印度需要什么样的改革，以及到底发生了什么。
印度当时面临两个巨大的治理问题。第一个是政府过多参与一些领域的工作。所谓的“许可证统治”令企业创新措施的推行极其艰难，因此极大地抑制了企业的发展并催生了腐败。改革进展有时非常艰难，但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政策改革的方向却一直很明确（即使在很多人的评价中仍然有点缓慢），甚至得到了由其他政党执政的继任政府的支持。
但印度当时还面临另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即政府在一些领域中的参与程度不够，而它本可以在这些领域中取得极大成就。对于修缮受重视程度低得惊人的社会基础设施（例如，需要新建更多学校、医院和农村医疗中心），以及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问责、监督和公共服务合作体系这些迫切任务，政府行动迟缓。此外，政府还忽视了实物基础设施（电、水、公路和铁路）的建设，这些领域需要政府和私营企业同时努力。经济学家称之为“公共产品”的广阔领域仍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
那么，经过改革后，印度现在的情况如何呢？诚然，印度目前大约8%（有时会达到9%）的高经济增长率令人满意，但经济增长利益的分配仍然相当不公平。贫困率有所下降，但远未达到分配领域受到更多关注情况下能够达到的水平。印度的一些失败是严重的，例如持续存在的营养不良（尤其是儿童），当然还有印度1/4的人口（包括全部女性中的一半）仍然是文盲。一个国家可能不会愿意保持这种分割状态——一部分像加州一样繁华，一部分像撒哈拉以南非洲一样贫困。
经济进步利益的分配不均与持续存在的社会差距不无关系，因为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例如普及（优质）教育、有效和可以获得的公共医疗和良好的流行病防治——能够极大地提高人们利用新经济(行情论坛)机会的能力。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更多的经济资源和组织得更好的公共服务。
然而，这并非是认为经济增长不重要。实际上恰恰相反，因为经济增长也能够创造出正可以大力用于扩大公共服务的政府资源。
如果能够与快速的经济增长保持同步，政府收入将迅速增加。实际上，印度政府收入的增速一直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2003-2004年度，印度经济增速为6.5%，低于政府收入9.5%的增长水平；2004-2005至2006-2007年度，印度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7.5%、9%和9.4%，分别低于各自年度12.5%、9.7%和11.2%的政府收入（以实际水平计算，即剔除价格变动因素）增速。资金将继续迅速流向政府手中，至关重要的是明智地将这些资金用于最亟需的地方。
当毕加索说我们到60岁时开始变年轻时，他也表达了一种悲凉的观点，即那时或许已经“为时太晚”。但对一个已经以朝气蓬勃的能量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国家而言，改变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忽视绝不会太晚。凭借多一点深思熟虑和决心，好景可能还在后头。
（本文作者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大学拉蒙特大学教授，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前任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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