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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或异端？
——张维迎二十三年改革观
岑科
2006年1月23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张维迎的办公室。
地上有两摞新书：一本名为《价格、市场与企业家》，收集了张维迎在1984-1987年发表的经济论文；另一本为《竞争力与企业成长》，主要是张维迎自2002年以来在各种场合的演讲谈话。两本书一头一尾，正好标注了张维迎二十多年来的思想历程。
张维迎，在今天的公众视线中，似乎只是一个研究企业经营管理问题，并经常在公开场合为企业家权益鼓与呼的大学教授。但回溯他二十余年的职业生涯，却更像一个反映中国经济改革逻辑与历程的特殊符号。
2005年8月，一份发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的报告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这份报告称中国的医疗改革基本失败。一时间，“房改把人淘空、教改把二老逼疯、社保让你明天喝西北风、医改给你提前送终”的说法应运而生，广泛流传。在此背景下，以市场化改革的是非为争论焦点，伴随着对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质疑与批判，社会各界对中国经济改革开始全面的反思。
中国经济改革的内在逻辑是什么？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在改革进程中起了什么作用？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景如何？这些问题，或许可以从张维迎——这位曾经就职于国家体改委、后留学英国、现担任北大教授、被称为“主流经济学家”之一的代表人物身上得到一些有价值的答案。
眼前的张维迎穿着简单，乡音浓重。他的谈话温和而尖锐。他似乎总想在极短的时间内表达最关键的内容，以至于表述常常产生一种跳跃感。幸好，正如他所说，他所有的观点都记载于他曾经出版的那些著作中，读过的人都能了解他的思想历程和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看法。但遗憾的是，完整读过他的书的人似乎并不多。
二十三年的思想脉络
“从1982年上研究生算起，我从事经济学研究已经有23年。”张维迎说：“我所有的思想都是一脉相承的。”
张维迎出生于1959年。对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的状况，他没有记忆。但他记得，自己上小学、初中和高中的时候，也经常为吃饭问题煎熬，“经常饿得眼睛发晕，睡不着觉”。尽管如此，按他的说法，他的家境在农村还算中等——标志是过年的时候还可以吃上一顿肉炒粉或饺子。
张维迎的学习天分很高。从小学到高中，他的数学考试大多是满分。1977年，中国恢复“文革”后的首届高考，张维迎报考西北大学中文系，录取时被调到新成立的政治经济学系。进大学后，他循规蹈矩地学习，各科成绩在全班都是数一数二。所以毫不奇怪，他对书本上宣扬的“公有制=社会化大生产=高效率”的逻辑深信不疑。
张维迎回忆，他对当时“包产到户”的农村改革很不理解，“要实现机械化就一定要有大规模生产，把田分了，怎么搞大规模生产呢？”当时，人民公社解体以后，农民瓜分集体资产，有的地方一台拖拉机都分被成零部件被个人拿走了。“但想不到，几年以后，农民富裕起来，开始买自己的拖拉机。”
1981年，张维迎大学毕业，因为害怕按当时的政策被分回老家，就报考了本系的研究生。这是张维迎人生道路的重要转折点。1982年，他以研究生的身份参加在西安举行的首届全国数量经济年会，结识了茅于轼、杨小凯等人，使他的学术视野大大提升。更重要的是，因为就读研究生，可以自由阅读现代经济学著作，使他的思想开始沿着经济学的逻辑独立成长。
现代微观经济学的核心是价格理论；价格是经济运行最显著的信号。1983年，在系统学习了价格理论之后，张维迎对当时的计划价格体制产生了怀疑。
1983年正值中国的农村改革结出前所未有的硕果——中国首次出现粮食过剩。在这样的背景下，改革开始向城市推进。改革的基本做法是在国有企业中放权让利，试点实行利润留成的承包制——这实际上是农村改革的翻版。
但人们很快发现，企业有了自主权和利润的激励之后，市场需求与国家计划之间的矛盾立即显现出来，在经济领域表现为供求失调、价格剧变等乱象。一时间，“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的企业行为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价格不合理”也成为经济学家和政府部门关注的焦点。
1984年4月，张维迎写成《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文（这实际上是他的硕士毕业论文的一部分），提出：价格不合理的根源是价格形成体制不合理；价格不合理又会引起社会经济的全面扭曲；因此经济改革的关键是转变不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转变的办法是实行双轨价格，即保持原有的产品计划和价格不动，在国家计划之外实行自由交易，通过扩大市场交易范围，逐步放开计划产品价格来建立完整的市场价格体系——这就是所谓的价格“双轨制”。
“双轨制”提出以后，张维迎受到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1984年12月，张维迎研究生毕业，进入国家体改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他在体改委工作了六年，期间，按照工作需要，他做过外汇、宏观、收入分配等方面的研究，但他最感兴趣的是企业家问题。
“价格不是自己形成的，它的背后一定有人在活动。”在探讨价格改革的同时，张维迎自然想到了企业家的重要性。大师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对他影响至深：“正是企业家把要素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并通过不断创新改变其组合方式才带来了经济增长。”1984年，张维迎接受了这样的观点。1985年，他与中央党校的盛斌合作完成了《经济增长的国王：论企业家》一书。
在那时，张维迎很清楚，中国并没有真正的企业家。企业家的根本特征是创新和冒险，而在中国，几乎所有的企业都由国家拥有，企业领导没有动力去作创新和冒险，也不用为自己的决策承担任何责任，他们只是按上级指示完成任务的官僚经理。
没有企业家，就不会有真正的市场价格和“商品经济”。但企业家从何而来？1986年9月19日，张维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造就真正的企业家》一文，指出：企业家是明确的财产关系的产物；财产关系不明确，就不会有真正的企业家；因此，造就企业家的关键是改革财产关系。随后，他完成了两万多字的长篇论文《企业家与所有制》，明确而详细地论证了“国家所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
1987年10月，张维迎被体改委派往牛津大学进修，在学术上大开眼界。但他“越学越觉得自己的理论功底不够”。1988年底，进修期满，张维迎决心要重返牛津攻读博士学位。但随之而来的八九政治风波使他的出国计划出现了波折。1990年夏，张维迎把工作关系转出体改委，经朋友帮忙，办完出国手续，于9月登上飞往英国的班机。
“我是带着中国的问题到牛津求学的。”张维迎说。正是出于对企业家和所有制关系的关注，他把学习的目标集中在求解“资本雇佣劳动”之谜，并于1994年通过了这一论题的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该论文的中文译本《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于1995年出版。
在这本书中，张维迎证明，“资本雇佣劳动”是一种保证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会脱颖而出的机制。其背后的含义是：当一个社会中不存在个人财产所有制的时候，就失去了判别企业家才能的标准。于是，大量一无所有的庸人和同样一无所有的能人混杂在一起竞争企业领导职位。结果，企业领导者的平均经营能力不超过社会总人口的平均经营能力。——那就是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
“要把一个观点变成理论，必须掌握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这是牛津求学给张维迎的启示。1994年8月，张维迎从牛津大学毕业，回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工作（1997年后转到光华管理学院），开始运用他发展的企业理论对中国企业改革进行全方位的剖析与研究。
1994至1999年间，张维迎发表了大量关于企业改革的论文。他的核心观点是：国有企业在选择经营者和对经营者的长期激励机制上存在致命的缺陷。国有企业的领导由政府官员任命，政府官员有权选择经营者却不须为此承担责任，所以他们没有动力去发现和任命有经营才能的人当企业领导。即使偶尔碰上有经营才能的人，也不能依靠业绩就能保证自己在企业领导的位置上长期干下去。所以，国有企业的唯一出路是把选择经营者的权力从政府官员手中转移到真正的资产所有者手中，即实施民营化改革。这些研究成果集中在1999年出版的《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一书中。
“这本书出来以后，我基本上不再谈论企业改革问题。”张维迎说。一方面，1999年2月，他被任命为光华管理学院的第一副院长，工作重心发生了转移。另一方面，他认为国有企业的问题该说的和能说的都已经完全说清楚了，“国有企业民营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从此以后，张维迎的研究重心转移到市场秩序的建立和企业的竞争力问题。按照价格“双轨制”的思路，只要民营企业不断成长，建立在国有企业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体制就会自然消亡。所以张维迎不遗余力地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反对政府审批和管制。他还指出，在建立市场秩序的过程中，如果不能切实保护个人产权，人们就不会关注长远利益，而是追求短期利益，从而导致市场混乱和坑蒙拐骗盛行。这些观点集中在2001年出版的《产权、政府和信誉》中。
最近三年，站在商学院教授的角度，张维迎对企业的竞争力和发展战略投入了更多的关注。他把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归结为“偷不去、买不来、拆不开、带不走”的竞争优势，并指出这种优势来源于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互补性知识与能力的积累。他还对企业的价值分享、职业化管理、国际化道路等问题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但他强调，讨论竞争力问题只对民营企业有意义。“国有企业没有竞争力的问题，而是如何退出的问题。”换句话说，“只要允许民营企业进入，国有企业就一定会被淘汰。”
是“主流”，还是异端？
回顾二十多年的学术生涯，张维迎有很多感触。对于“主流经济学家”的称谓，他觉得很有讽刺性。“像我这样的人，多年来一直处于边缘状态，说话写文章都要非常小心，不知道什么时候成了‘主流’。”
的确，如果认真考查张维迎的思想历程，可以发现，他的大部分观点，刚提出来的时候在学术界都处于少数地位；而相对于主流的意识形态，更是可以用“异端”来形容。
1983年，在读研究生的张维迎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媒体文章《为“钱”正名》。其中提到，“钱是社会的‘奖章’，一个正常有序的社会，你能多赚钱，说明你对社会有贡献。”文章见报后，西北大学研究生处处长把他叫去，语重心长地说：“维迎啊，党把我们培养大，你怎么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来呢？”当时正逢“反精神污染”运动，这篇文章成为全国范围的批判对象。
1984年4月，张维迎提出价格“双轨制”，主张建立市场价格体系。他的导师担心，他能否顺利通过论文答辩。当时大部分经济学家都信奉社会主义经济的价格必须由国家制定，市场价格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而改革的目标是“完善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直到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二届三中全会，在被视为改革的突破性标志的会议公告中，也只不过明确我国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986年，随着企业承包制在全国的推行，越来越多的企业短期化行为出现，使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逐步认识到企业家的重要性。他们都认为，造就企业家队伍对保证改革成功和新体制的有效运行至关重要。但对于如何造就企业家队伍，他们有不同的看法。当时的主流观点是：企业家是重要的，但所有制并不重要；造就企业家队伍的关键是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和充分的经营自主权。
在这样的背景下，张维迎写下了两万多字的长文《企业家与所有制》，重点论述国有制与企业家的不兼容性。这篇文章原定在《经济研究》1987年第一期发表。但由于政治气候突变，在清样已经排好的情况下，编辑被迫把文章的第二部分“国家所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删除。这部分内容直到1999年才公开发表。
改革的现实远远滞后于张维迎的期望。1988年前后，企业承包制在中国的推广达到高潮。1988年2月，国务院公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实行包死基数、确保上交、超收多留、欠收自补的原则，为企业改革定下了基调。
在当时的经济学界，对企业改革的看法五花八门。有人提出用“国家股份制”解决政府部门对企业的行政干预，以保证经营者的自主权；有人建议用“资产经营责任制”解决企业行为的短期化问题；还有人提出通过职工自治来约束经营者的行为……但在张维迎看来，这些建议都在回避核心的所有制问题，是肤浅和无用的。他苦于找不到一种有力的理论对这些观点予以驳斥，所以才导致他1990年到牛津大学去求解“资本雇佣劳动”问题。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为中国改革注入了新的动力。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并把国有企业改革的方针定为“抓大放小”，建立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现代企业制度。此后，国有企业的承包制逐渐被公司化改造所代替。人们看到，一些国有企业在股票市场上市，大部分国有企业建立起董事会、总经理等公司化组织形式。
对这些变化，张维迎依然坚持他的意见，“你不能用在马背上画白道的方法制造出斑马”，即，以国有制为核心的股份公司形式并不能解决国有企业的经营者选择和激励问题，国有企业本身是没有出路的。不过这时候，张维迎已经意识到，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已不再（甚至从来没有）取决于经济学家对国有企业的看法，而是取决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现实中的对比发展。
1997年，在党的十五届一中全会上，政府提出要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对此，张维迎评价，“出路是有的，那就是民营化。”但他同时也很担忧，“如果说要在国有体制下摆脱困境，我能想到的唯一出路是回到国家垄断。”从那以后，正如张维迎所料，国有企业在某些领域的垄断越来越严重，而他对政府管制的批评也越来越尖锐。
“在转轨经济中，如果政府一方面是企业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社会的管理者，就会存在深刻的角色冲突。”张维迎说。作为企业的所有者，政府当然希望自己的企业盈利而不是亏损，因此，它很容易有意无意地利用社会管理者的权力，为自己下属的企业谋求垄断地位和利润。这就是出现政府管制的一个重要原因。
2000年3月，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张维迎更明确地指出，当前改革中最大的问题是某些政府部门可以随意地制定法律法规。在制定法律法规的时候，这些部门往往打着“维护国家利益”、“规范市场秩序”的旗号。但仔细分析，大多数法律法规的出台都是为了增加这些部门的寻租机会。他比喻，“如果取消审批制，中国的GDP至少可以提高30%，腐败现象至少减少50%。”
对于如何减少经济中的寻租活动，张维迎2004年在“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直指政府体制改革和独立司法制度。他说：“如果政府体制不改革，政府的权力很大，腐败就不可避免”；“如果没有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政府随意侵害产权、随意干涉企业经营活动的行为就没有办法阻止。如果政府利用司法制度本身来限制人们创业和创造价值的自由，那就更可怕了。”
2005年3月，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一次研讨会上，张维迎发出呼吁，中国的改革需要新的思想解放运动，要澄清国家和政府的目的是什么。他认为，政府的目标应该是最大化全民的福利，而不是最大化政府财政收入，也不是最大化政府控制的资产。“这些观念如果不能在社会中形成共识的话，好多其它的讨论都难以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