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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二十年（1987-2007）
交通银行与中国银行业嬗变
第一章 第一家综合性银行(1984－1990)
第一节改革先行者
一个多月后，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根据邓小平的建议，会议确定：进一步开放由北至南14个沿海港口城市，上海位列其中。机遇与挑战同时摆在了这个老工业基地的面前，上海将何去何从？
金融体制改革被经济发展的狂潮推上浪尖，已到不可不为的地步了。交通银行的重生恰恰出现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口。
第二节夹缝中谋生存
国内市场已经被四大专业银行瓜分殆尽，特别是银行耐以生存的存款来源已分别归各专业银行所有，交通银行的生存空间在哪里？
在专业银行看来，交行的设想近乎无法无天，既要开展专业银行能做的所有业务，还要尝试专业银行也不曾涉猎过的领域，简直匪夷所思。专业银行最担心的有两件事，一是交通银行会不会引起新一轮的业务范围的划分？二是，会不会跟专业银行因业务交叉从而产生竞争？专业银行的强烈反对，让交行筹备组“四面楚歌”……
第三节综合性银行探路
交通银行作为上海经济崛起的起点，也寄托着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希望。它不循窠臼，全面、灵活地提供金融服务，改变了国内金融体系中只有专业银行没有综合性银行的状况。
决定命运的国务院“81号文件”和央行“40号”文件相继下发，交行从此有了安身立命之本。正是在这两个文件的支持下，交行得以大踏步的改革发展、风雨兼程，也得以在危机时刻“起死回生”。
第四节生死两重天
一场前所未有的利率大战发生了，局面之混乱，甚至让一些地方人民银行到了无计可施的地步。人民银行部分分行退而求其次，希望交行逐步纳入专业化的轨道，或至少划出一块比较固定的阵地，由交行主导经营，减少专业银行和交行之间的“不当竞争”，以利于他们管理。
1988年4月，陈慕华卸任人民银行行长之位，原安徽省省委书记李贵鲜接任。新行长李贵鲜接待了不少告状的人，称交通银行挑起了利率大战。交行一度面临被取缔的风险。
第二章 “社会主义商业银行”起锚(1990-1993)
第一节 综合性银行“起死回生”
戴相龙接到正式任命的前三天，交通银行在京召开全国分支行负责人会议。这是一次特别的会议，国务委员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人民银行主管金融改革的常务副行长刘鸿儒的到来给会议平添了一份凝重。交行人预感到，这次会议可能从此终结他们三年多来四面楚歌的生存状态，或取缔，亦或重生……
戴相龙大胆提出“社会主义商业银行”的设想。在当时的情况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问题，它涉及到改革的方向与路径之选择，没有远见卓识和超凡的魄力是难以做到的。
第二节“社会主义商业银行” 的扩张之路
沿着社会主义商业银行的方向，戴相龙带领交行披荆斩棘、大刀阔斧展开改革，很快在扩张分支机构、定位服务对象、综合性经营、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方面开辟出一条新路，并开始了统一法人的探索……
第三章统一法人负重前行(1993-2000)
第一节 统一法人
大规模扩张带来了交行的迅速发展，也让两级法人的弊端暴露无遗。二十年后，曾亲身推动交行重组的刘鸿儒提起两级法人，做出如此评价：“两级法人是我们的教训。现在如果再让我做，我就不图快，慢慢做”。
第二节集约化与集团化
规模与管理、速度与质量的矛盾越发严重的摆在了交行面前。现实的情况是，受经济发展环境和金融市场发育程度的限制，交行若再设置机构，可能面临三年内难以达到全行平均利润水平的困境。王明权顶住巨大的压力，硬生生给迅速扩张的交行踩了刹车。
与之相比，“脱钩”却是一次情非得已的收缩。1993年底，交行雄心勃勃的制定了集团化发展的大框架：以交通银行为本体并成立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海通证券公司、中国太平洋信托投资公司三大控股子公司。可惜，这个美好的混业经营梦想生不逢时，“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令牌连连紧逼，中央金融工委常务副书记、央行副行长阎海旺亲自带队到交行督导“脱钩”，交行已经无路可退。
第三节第一次上市流产
从计划经济中冲杀出来的交通银行，身上也披带了许多计划经济体制中的痕迹和桎梏。在与四大国有银行统一监管的模式下，交行的改革优势逐渐丧失。两级法人的病灶尚未全除，亚洲金融危机又席卷而来，在最为艰难的1999年，交行不良资产达584亿元，占比达22.1％，上市成为上上之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