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搜索：
作者：徐恺
·编者按·
溯之国家改革路径，以地域而言，由沿海而兴，催东部而动；所重者，以城市带动城市，眼于城市经济繁荣；所缘者，西学之中所谓非均衡发展理论而已；而终之所欲，不过希望由沿海而及内陆，由东部而携西部，由城市而带动农村，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至于“共同致富”。
如何以东带西？如何由沿海及内陆？如何以城市带农村？一位专家说过，对于改革开放来说，如果沿海是一把弓，重庆就是一支箭。
按照官方的说法，当年重庆直辖，中央交办的几件大事是：“搞好百万大移民、建成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探索大城市带大农村的道路”。不言而喻，这也是国家战略层面对于直辖的考虑。事实上，这就是国家希望重庆在保证三峡工程建设、区域经济发展和城乡管理体制方面，作出很好的探索。
本专题拟通过理性、客观的报道方式，以对这“三件大事”的回答为主线，对于一个西部大城市十年发展的种种矛盾、冲突进行梳理。
过去十年，重庆是实践，也是实验。也是重庆的价值所在。
在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的眼里，这曾经是个生存环境恶劣的城市。
“我强烈地感受到人类居住在此地真是不幸，因为没有平地，人们出门就得像山羊一样爬坡。”这是65年前，他从飞机上俯瞰重庆的感受。
重庆主城区三面环山，东接巫山山脉，南接金佛山山脉，北接大巴山山脉，如今繁华的渝中半岛，就是华蓥山山脉的余脉伸向长江、嘉陵江的舌头。佛图关为重庆渝中半岛最高点，海拔382米，朝天门沙嘴为最低点，海拔160米，相对高差为222米。
但正因其山河险峻，在国事危急的抗战岁月，它得以成为中国战时国民党政府的首都。一夜之间，达官高聚，百业风流。
但是同样是一夜之间，抗战胜利，还都的还都，回家的回家，各自星散。关于这段历史，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如此写到；“历史上的重庆，是一个风云际会之点，是一个具有夸张的地理意义的临时宿营地，像慕尼黑和凡尔赛一样。重庆是一个成千成万人分享过的插曲……”。
伦敦还是那个伦敦，莫斯科还是那个莫斯科，华盛顿还是那个华盛顿，但重庆，却逐渐湮没在历史的记忆中。
曾经的荣光却也是心中隐痛，重庆，渴望重新成为风云际会的大都市。
而直辖，是一种可能的路径选择。
10年直辖，重庆，创造出一个奇迹。
重庆市的GDP从1997年的1300亿元，到2006年超过3400亿元，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5000元左右，到2006年跨过万元大关。
尽管路径并不平坦，但过去的10年，它配得上6月10年庆典的夜空中那些绚烂焰火，和比焰火持续更久的欢呼。
而在未来的若干年里，与前十年不同的是，在综改试点的新平台上，它不仅是一个追赶者，还要成为一个探路者。
直辖
在许多重庆市民看来，属于重庆的时间，是从1997年6月18日开始的，那一天是他们的创造日
1997年6月18日，直辖的牌子挂上了重庆的门楣。
虽然在此以前，重庆已经有了数千年的历史。但是作为一个光荣与梦想，作为一个对过去历史中光辉的复兴的渴望，他们愿意把这一天与自己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大日子并列———如果不是唯一的话。
“在发展的道路上，有了自己的起点”。这些人当中，包括官员、商人、和普通的百姓。这一半是美好的憧憬，一半来源于对上海北京这种大都会的参照。
历史的选择往往有自己的理由，区别于日常。当地学者王康认为，重庆这个城市，历史的每次选择都是需要它担当大任。
而直辖选择重庆，确实是需要它担当大任。
在某种意义上，它就是三峡工程的产物。根据庆贺直辖10周年出版的《国色重庆》，重庆直辖的提议，最早来自邓小平。1985年，邓小平在自己的老家四川走了一圈之后，回到北京，对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谈到，四川太大了，不好管理，“可以考虑划为两个部分，一个以成都为中心，一个以重庆为中心”。
在此后的12年中，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沿着这一思路的各种方案在高层被提出、讨论、放弃。而设立直辖市的思路，在1996年前后在高层最后确定，并派出了调研组。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副总裁的牟丰京回忆，1996年10月，尚在新华社供职的他突然接到上级指令，组成一个采访小分队速赴北京和四川省重庆市，进行一个特殊题目的调研采访。
有关负责同志专门传达了采访要求和纪律：中央拟在重庆设立直辖市，调查小组的任务是对各个层面的领导、专家、学者进行采访，调研在地处大西南的重庆市设立直辖市的可行性、必要性及新直辖市的定位、作用、运行模式等。采访的层次要高，面要宽，而且采访要严守纪律，只准采访，不准随意传播，不准公开发稿，写成稿件供一定层面读者参考。
当调研结束，牟选择了留在重庆。他说，重庆吸引了他。
当年重庆直辖调研的主要参与者、直辖方案主要设计人之一———民政部区划地名司副司长孙秀东，则首次公开：关于重庆直辖，当时他们做了四个方案。一是在三峡地区设立一个直辖市；二是在原重庆单列市的基础上直接升格成为直辖市；三是在单列市基础上加上四川的达州、巴中；四是以单列市为基础，把万州黔江划归重庆。
第四个方案，也就是后来实施的重庆直辖方案。
而这些调研与方案的一个中心，就是如何保证因三峡工程而产生的大量移民，能由“移”而“安”。
1997年，国务委员李贵鲜，在《关于提请审议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的说明》中表示，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考虑是：
第一，有利于充分发挥重庆市作为特大经济中心城市的作用，带动川东地区以至西南地区和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第二，有利于加快四川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步伐。第三，有利于三峡工程的建设和库区移民的统一规划、安排、管理。
立足在移民，着眼在带动西部发展，同时也可以让广大的四川便于管理。
正是在这种运筹之下，重庆，直辖了。
这一决定在是年的3月14日获得全国人大通过。对于这个历史性的时刻，黄济人是众多见证者之一。黄是重庆市作家协会主席，全国第7届和第8届人大代表。
“10年前的3月14日，当天要审议表决的议案一共有12项，重庆直辖排在第8项。”黄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
所有来自重庆的代表30余人，在会议现场，都忍不住悄悄打开了手机。当现场大屏幕上，显示重庆直辖议案被代表们审议通过时，大家纷纷在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发给了自己的亲朋好友。
这个消息在重庆不胫而走。有人在这个城市核心地带的解放碑打出大字横幅：我们直辖了！是夜，上万人在解放碑自发聚会庆祝。
“16日，代表团从北京回来，来迎接的当时的市长蒲海清握着我手说，‘你已经搞得重庆晚报洛阳纸贵了’。”说起当年，黄依然很兴奋。
在议案通过的第二天，重庆晚报从未有过的破例增设一个印张，连续三天连载了黄济人长达10万字的日记体长文《历史的选择———重庆市直辖市议案是怎样通过的》。
在许多重庆市民看来，属于重庆的时间，从那一天开始，那一天是他们的创造日。
移民
10年来重庆已经搬迁移民102.4万，这是世界级的大移民
对于刚刚直辖的重庆来说，移民是一个迫切而困难的命题。
当时重庆市，以及早些时候托管给重庆的万州、涪陵、黔江的移民任务，占库区移民的2/3以上，高达百万之巨。倘重庆不直辖，四川由于人口众多、行政区域过大，对于移民工作难免会有“鞭长莫及”之虞。而倘若设立川东省或三峡省———这些方案，都曾经被提出和讨论———由于涉及方方面面过于复杂，都不及设立重庆直辖市可行。
“设立重庆直辖市，将移民工作统一管起来，有利于国家对三峡库区开发性移民政策的落实、资金的统筹安排和管理，有利于把移民工作做得更好，促进三峡工程建设。”中央高层的考虑，对重庆来说，每个字都是历史的责任。
在这里，一个城市的命运，和一个国家的战略，一个民族的梦想，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三峡工程从上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历时40年的勘测、设计与论证。其间岁月蹉跎，人事沧桑，但“使舟得以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作为一个福民富国的理想，从来没有断绝。
对于重庆来说，这个理想的重量，就是百万移民。
1997年6月18日重庆直辖挂牌之际，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来渝祝贺。一位在场官员回忆，在一个内部会议上，李鹏总理说，移民是重庆成立直辖市的最主要目的。
三峡工程，成败在移民。其重如斯。
在计划单列市时期，重庆负责移民的机构叫做“三峡办”。只有20多人的“三峡办”，只负责渝北、巴南、长寿、江津四地，大约5万多人的移民任务。1996年的十月，中央关于重庆成立直辖市后代管原四川省移民工作的正式通知下发，同月，重庆市移民局在低调中宣布成立。
次年三月，原四川省政府三峡工程、大型水电工程移民办公室副主任刘福银悄然抵渝，担任四川省重庆市移民局局长，兼任党组书记。
“移民局的成立，没有任何仪式，也没有任何会议，一纸文件而已”，10年之后，岳非丘回忆说。岳，重庆籍作家，报告文学《安民为天———三峡工程百万移民的历史启示》的作者。他原系长江航运报的总编辑，1997年只身调往重庆移民局，以一个移民局干部的身份，在该单位工作6年。
任务压倒了一切的虚礼。重庆移民局成立之后，分设计划、农安、城迁、工矿、培训等十几个处。人员增加了一倍。但是移民任务数量却由当初“三峡办”负责的5万人，增加到113万人。
而且5个月后，就要实现第一次大江截流，水位一下上升到90米，重庆方面的移民有4万人，主要集中在云阳、巫山。
1997年，从长江经济报前来市移民局报道的岳非丘，发现办公楼里空无一人。所有的人都去了第一线，包括局长、副局长。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所有的移民局官员被要求：一年的2/3的时间，要在第一线。
这是一次世界级的工程大移民。重庆市上上下下的移民官员们，面对的是数以百万计的城乡居民。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库区，河滩上有他们养家的地，山腰上有他们祖辈的坟。而移民官员要做的却是劝说、推动他们放弃自己生活的根系。
面对这些“安土重迁”的人们，移民局的工作被形容为：基建工程规划专家、财务主管和居委会主任。
岳非丘透露，即使不完全统计，也至少有二三十位各级移民官员积劳成疾而亡。“有的直接就累死在现场，有的则失事于交通事故、道路滑坡。”
但无论如何，113万的移民任务被分为三期实施，工作在艰难中前进。截至今年3月，在庆祝重庆直辖10周年前夕，该市市长王鸿举在讲话中透露，10年来重庆已经搬迁移民102.4万。
矛盾
“中央知道你们有三大困难：100万移民、300万贫困人口、100万下岗人员，和一批不景气的企业”
这个掩映在大山之间的西部地区，自然资源匮乏，生存环境恶劣。要在这里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艰难的地理环境造就了重庆，无论它的辉煌还是起伏。
抗战时期，达官高聚，百业风流。若干工业企业也随之从全国各地，随同内迁至此。这些散落在丘豁之间的企业，成为这个城市工业化的重要基础和源头。
而这个城市工业化的另一个基础，则是后来的“三线建设”。这一次，虽然重庆迎接了不少外来英才，形成一定的经济基础，但国家此举意在备战，依托的依然是这个城市的山高水深。以一个现代都市的标准来衡量，城市并无大变。
经此两次历史的际遇，近代史上的重庆已经拥有了西南地区，乃至全国装备制造业门类最多样最齐全的城市。工业化文明的亮光，已经在这个千百年码头的窗户上，晃来晃去。
但是历史脚步，从来不遵循单一的道路。在后来的若干年里，重庆忽而中央直辖市、忽而西南大区。但更多的时间，它作为四川省下的普通城市而存在。
在最新出版的《李鹏三峡日记》中，这位前任总理坦承：“成立重庆直辖市，……中央知道你们有三大困难：100万移民、300万贫困人口、100万下岗人员，和一批不景气的企业。”
正因为如此，在1997年全国人大审议重庆直辖议案的时候，不少代表表示了质疑。“一位浙江代表在看过重庆的资料之后，问我，重庆的GDP还达不到浙江的一个镇，你们能行吗。”黄济人说。
是年3月14日的那次重庆直辖的审议，以88%的得票率得以通过。这并不算太高的得票率，显示着代表们某种深刻的担忧。
根据公开资料，1997年重庆市的GDP不过1300亿元，人口却多达3200万，而且80%是农村人口。即使是城镇人口，其年可支配收入也只有5000元左右。在当年全国的18个贫困县中，它就连片占有两席。有人士评价说，当时的重庆主城也不过是一个“大乡场”。
但无论如何，所谓直辖，就要在这样一片土地上，展开它的历史。
直辖之初，重庆所能得到最直接的收益，就是财政收入分配方式的变化。1996年8月17日，中央政府决定：直辖之后，原每年上缴四川财政的1.8亿元不再缴，由中央财政直补给四川，同时另给重庆市增加补贴1.5亿元。这样重庆就直接增加了3.3亿元财政收入。
除此之外，移民款、扶贫款等各种专项资金，重庆都得以自主支配。
但在其他方面，相比于其他城市，重庆并没有更多的政策优势。金融、航空、铁路、能源等领域，依旧受制于国家各部委及能源、航空等中央企业的“西南大区”管理模式。
而更为艰难的是重庆还面临巨大而复杂的矛盾。在总面积8.2万平方公里的辖区内，大巴山脉、华蓥山脉、巫山山脉等群山交错环绕。不少区县分布在高山深谷中，生存资源匮乏；另一方面，则是城市中的国企不景气，大批职工下岗。
自然条件恶劣，城市经济不景气。按照后来官方的说法，重庆是东北现象和西北现象的叠加。这让重庆直辖的开局5年，举步维艰。
2002年，原交通部部长黄镇东调任重庆市市委书记。黄的到来，带来了重庆市交通规划的第三次大调整：从当初区域性的骨架公路网络的构想，提升到了“水陆空齐头并进，全力打造枢纽重庆”。
重庆的腾飞，从这时候才真正有了自己的雏形和目标。
重庆工商大学副校长、该市区域经济研究的带头人廖元和认为，像重庆这种偏居丛山之中的内陆城市，交通不便是生产要素配置的最大瓶颈。“而一旦重庆完成了交通枢纽的建设，它才有了最大的基础”。
截至2007年，重庆先后完成了“半小时主城”和“8小时重庆”的道路建设———也就是说，在半小时内，能从主城的任何一点抵达重庆的中心，8小时能从重庆城市中心抵达所辖的任何一个区县。在以前，去一趟最偏僻的区县需要花掉数天的时间。
而在对外联系上，作为一个水、陆、空交通枢纽的重庆也在慢慢成型。毫无疑问，这些变化对于一个城市竞争的自信心来说，有莫大的好处。
发展
10年4任主政官员，都为重庆发展煞费苦心
直辖10年，重庆能有后来的发展，与许多知名或不知名的人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有一些人不得不特别记取。
10年4任主政官员：张德邻、贺国强、黄镇东、汪洋。作为当地的首脑，中央的每次任命都是煞费苦心。
张德邻是重庆直辖的第一届市委书记，1995年10月到重庆，1999年6月离开。他学者出身，之前历任甘肃工业大学校长、哈尔滨市市长、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等。张德邻刚到任时，重庆还不是直辖市，只是计划单列市。
正是他，推动了重庆在直辖初期由单列市到直辖所带来的行政体制上的整合，为后来政令畅通、高效政府打下了基础。当地研究者评价，他开启了重庆行政区划改革的第一步。
1999年，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的贺国强调任重庆市委书记。这位被外界认为“长于组织工作，善于发现人才，培养干部队伍，整顿干部作风”的领导，在重庆任职之后，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贺的到来，为打破直辖重庆的人才瓶颈，做了许多积极的工作。
2000年，重庆市政府颁发了《关于进一步优化人才环境的决定》，对加大引进力度、创新人才分配政策、改善人才生活待遇、完善人才服务功能、优化人才成长环境等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当年，重庆面向全国及海外留学人员，公开选拔了29名副厅局级领导干部，引起强烈的“重庆效应”。随后，重庆又拿出255个市级部门公务员岗位面向全国公开招考。
一系列举措，为重庆日后的发展，奠定了人才的基础。
而2002年，黄镇东的到来，使得这个偏居西部群山之中的直辖市，交通的跨越式发展成为可能。
而在这十年之中，作为一个地方政府管理经济事务的行政长官，黄奇帆的到来也是引人注目的。这个曾经担任上海市经济委员会主任、拥有MBA学位的政府官员，于2001年10月调任重庆市副市长。
观察者认为，黄奇帆以及第二年10月来到重庆的黄镇东的调任，显示出高层希望加快重庆发展的安排。
在当地人的印象中，黄奇帆在重庆的登场性事件，就是取消主城路桥收费。
重庆路桥统一收费之事，在当地已经论说有年，但就是迟迟没有实施。早在2001年的该市人代会上，时任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周建中就呼吁过。
但由于收费之事涉及到多方利益，反对和怀疑之声不绝于耳。2001年10月，周再次将相关建议递送当时分管此事的黄奇帆副市长。黄很快回复：方案很好，路桥改革势在必行，我将抓紧时间做工作。
是年7月1日开始，该市主城区“7桥1隧13条公路”开始统一实行年票制。每标台车的年费为2000元／年。后来这一标准在2004年初上调为每标台车2300元／年。
主城区“7桥1隧13条公路”，共有17位投资者。为了保证原业主的利益，市政府通过重庆城市建设投资集团(简称“重庆城投”)采取了两种方式：一是回购，由政府买单，把路桥的债权、债务、收费权限等收回；二是租赁，收费年限、所有权的主体均不改变。
其后，重庆城投借助国家开发银行的30多亿元长期贷款，收购了其中部分路桥，余者则通过谈判达成了相关的租赁协议，最终让路桥统一年票制在重庆成为现实。
这位精通金融之术的副市长，此后更屡施推手，一气成立了8大投资集团，来解决重庆公共设施投资、国有企业破产安置等等事宜。继之又在国有企业集团中，大施“缩骨术”，将数十家国有企业集团缩减到几家，并提出打造“百亿产业集团”的口号。
黄的此种思路和行事风格，在当地也引来一些议论。
但在一个自然条件恶劣，资金匮乏财政有限的西部城市，如何能让一个城市在几年之内，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其间得失，也许不是一个简单的对错。
未来
“一圈两翼”的新发展战略和“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新平台
一位已定居在此地的德国艺术家，则如此评价这座城市：“在德国如果发生交通意外，多半是因为一个十年前就立在路口的路标发生了变化而没有人意识到；而在重庆，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巨大变化，一分钟之后，未来就成了过去。”
与当年比起来，重庆确实已有天壤之别。2006年，重庆市GDP超过3400亿元，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超过10000元。
正如6月1日的《纽约时报》写的那样：重庆满山遍野的高楼大厦令人想到香港，稠密的人口令人想到东京，横跨长江的桥梁仿佛是纽约的布鲁克林大桥。
从物理上来说，重庆，已经一只脚迈进了大都会的行列。
但即使是这样，重庆的未来，依然困难重重。
2005年12月，汪洋调任重庆市委书记。此前，汪曾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机关党组副书记、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委员。
这位颇具全局观念的官员，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研之后，主导提出了重庆市“一圈两翼”的新发展战略，并积极推动争取“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汪洋认为，目前，重庆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小马难拉大车”，“大城市带不动大农村”。
目前，该市现有人口约3200万人，但主城区仅有约600万人口，其余2600万人居住在30多个区县的中小城市及村镇。
重庆力图通过新战略的实施，彻底改造、提升当地的社会、经济结构。
其“一圈”是指，未来将在以重庆市主城为核心、1小时车程为半径的范围内，打造一个具有明显聚集效应、规模经济和竞争优势的城市群。1小时经济圈主要包括重庆市主城九区，以及该市的潼南、合川、铜梁、大足、荣昌、永川、双桥、璧山、江津、綦江、万盛、南川、涪陵、长寿等14个区县。
“两翼”是指该市的库区及“一圈”外的两个区域。
现“一圈”区域面积约3万平方公里，目前常住人口达1600万人，接近重庆市人口的60%，其中城镇人口接近1000万人，城镇化率接近60%，2005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超过2000亿元，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70%左右。
目前重庆赋予“一小时经济圈”的使命是：“要成为打造西部地区重要增长极的核心区域、构建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的主要载体、建设城乡统筹发展直辖市的战略平台，率先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并尽快赶上东部地区的平均发展水平。”
汪洋用“大马拉大车”来表达这一构想：通过加快主城区周围一小时车程范围内的23个区县的发展，发挥大城市辐射带动力，来解决“两翼”发展问题。
“发展‘一圈’，其最终目的在于将那些生存条件恶劣、生存资源匮乏地区的人口，逐渐转移出来，让产业集中发展，而让人口转移地区发展生态、旅游和环保”，一位官员评论说，“但这要触动是一个体系。”
6月8日，重庆和成都共同获批“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而此前，胡锦涛总书记关于重庆“努力把重庆加快建设成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的讲话，无疑给重庆带来了新的机遇和发展的信心。
温家宝总理也曾经指出，要统筹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要在大力推进经济建设的同时，更加重视推进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的进步，使经济与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但，10年直辖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是，重庆在西部地区的GDP总量排名从直辖之初的第四位滑落到了第六位，而2006年的增长速度仅处于第七位。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里，重庆如何跳出一般的城市的发展逻辑，实现自己的跨越式发展，依然考验着这个城市各方面的视野与智慧。
而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重庆如何建设自己的文化和人文精神，在8.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做到经济的和谐和人文的和谐，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关于经济工作的会，10年来开过何止千次，而全市范围的文化工作会只开过一次。”黄济人说，在过去的10年，全市的工作重心都在经济上，大家能够理解。但与许多人一样，他希望，在发展经济之外，重庆的人文建设能更上一个台阶。
作为一个直辖市，重庆，依然走在矛盾交错的道路上。与前十年不同是，在综改试点的新平台上，它不仅是一个追赶者，还要成为一个探路者。
目标更远。它仍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