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给了我前20年；

英特尔给了我现在的20年；

从实习生到总裁，

我的成长是典型的“英特尔式成长”。

——英特尔中国大区总经理杨旭

序 言

《英特尔式成长》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第三次留学浪潮中的人物故事。

在最标准的中国历史教材上，1840年之后的中国历史被切割为三段：近代、现代和当代。

如果俯视这三段近200年的沧桑历史，会发现一个颇为巧合却很有趣的现象：每段历史都曾出现一次持续数十年的留学潮。

1872年，在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力推下，30名幼童成为中国第一批公派赴美留学生。在这场被称为“中华创始之举，古今未有之事”的留学浪潮之后不到十年，洋务运动、维新变法陆续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

近半个世纪之后，以救亡图存为目的的第二次留学运动兴起。此后五四运动、国共战争，都被这次留学潮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留学运动逐渐进入尾声，尽管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留学浪潮并未间断过，但再未对中国发展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或者说留学浪潮的影响力大不如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半个世纪后的80年代初。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中国经济进入全面复苏阶段。伴随经济的改革开放而来的是第三次留学浪潮。跟前两次相比，这次留学浪潮最鲜明的特征，是推动中国经济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与全球经济全面交互和融合，进而影响到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

《英特尔式成长》讲述的是一位长于中国大陆的年轻人，从留学生到经理人的成长故事。

故事主人公的成长是和30年前发生的那次留学潮分不开的，所谓“时势造英雄”，正是如此。

第三次留学潮之所以规模空前，内因是经历十年文革后停滞不前的国民经济迫切需要开放；外因则是国际大环境的变化。由于从1978年开始，中美、中日和中欧陆续实现关系正常化，甚至进入一段难得的蜜月期，使得中国和多个国家达成留学生交换协议，尤其是与美国和日本。

1978年10月22日，邓小平以中国副总理身份访问日本，在日本乘坐高速列车时公开表示，要虚心学习，了解西方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学习发达国家一切有用的东西。

1978年12月，新中国第一批50名赴美留学人员飞赴美国华盛顿，进入当地大学深造学习。从那一刻开始，封闭长达30年之久的国门全面打开。据统计，从1978年到1989这11年中，中国留学生共有96100人，其中公费留学的29990人。

故事的主人公就是这96100人中的一员。从学生证上印着“高中生”，到名片上端端正正地印着“英特尔公司副总裁，中国大区总经理”的蓝色字样，他跨过了整整21年的时间长河，向世人展现了一个普通中国青年的奋斗故事。

《英特尔式成长》讲述的是一家世界级西方企业在中国经济大潮中的20年育人之道。

当大量中国人走出国门,如蜜蜂采蜜般去汲取世界先进经济理念时,西方跨国企业同样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东南沿海,在江浙,在京津落户,开始艰难却坚定地同刚刚开放的中国经济融合。据统计，目前在中国排名前50位的外资企业，有三分之一都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即中国改革开放之初进入中国。

在中国这个神秘而富有传奇色彩的东方国度，如何更好地生存，为自己、为中国人民带来更多机会、更多价值，是每一家进入中国的西方企业必须思考的问题。在这里，故事的主人公和这家西方企业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现在，就让我们走进英特尔中国大区总经理杨旭的世界，一起去看看他那富有传奇色彩的英特尔式成长故事。

第一章 重庆少年

东经106.5°，北纬29.6°，这是中国城市重庆在地球上最精确的地理坐标。

重庆，中国西南部和长江中上游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位于青藏高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过渡地带。这个因南宋光宗皇帝赵敦先恭王后帝王而被赋予“双重喜庆”之意的城市在世人眼中有着多种解读：

在南方人看来，这个在两江环绕中的半岛“山城”，道路崎岖，地形坎坷，让人望而却步。

北方人则对每年至少两个月每天超过35℃的气温，和那红得耀眼的重庆火锅印象深刻。

在西方人的眼中，重庆的名字是和60多年前那场世界大战联系起来的，这里天然存在着一种中国人不屈外侮的精神。

正是在这里，杨旭出生并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岁月。

上清寺，重庆城最繁忙的交通地带，杨旭的家坐落在这里临江的曾家岩上。从杨旭家的窗台望下去，能够看到一条不到500米长的狭长马路，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山四路。

之所以大名鼎鼎，倒不是因为这条马路是以孙中山先生的名字命名的，毕竟中山路在中国太普遍了。中山四路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另外一个名字——“周公馆”。

1938年冬，中共代表团由武汉迁至重庆后，周恩来租住于此的“周公馆”(曾家岩50号)就坐落在中山四路东端尽头。无论是曾经在中国青年中风靡一时的小说《红岩》，还是后来的电影《重庆谈判》，都不止一次提到过“周公馆”，使得这条普通的街道具有相当高的知名度。

跟重庆城很多历史悠久的老街道一样，“曾家岩”带给人们的是一种历史的厚重感。杨旭曾经半开玩笑地说，自己与人交往开朗外向的性格是重庆这个城市赋予他的，而遇事沉稳内敛则是受曾家岩这条老街熏陶的。

20世纪80年代，家庭和学校，几乎构成了中国孩子生活的全部，杨旭也不例外。每天来往于家庭、学校这样的两点一线，日子如同栀子花一样淡雅。

如果说学校给予了杨旭知识，那么家庭教育则更多地影响着杨旭的人生观，这从他后来的多次回忆中可以看出来。

小学一年级时，语文老师布置了一道家庭作业：体会《送雨衣》一文的中心思想。《送雨衣》是人教版小学语文第二册的一篇课文，讲述了周恩来关心警卫战士的故事。当时普遍认为这篇课文的中心思想是反映了周恩来关心他人的崇高革命品质，在今天看来，周恩来个人品质的背后体现着一种人性关怀。这对于当时只有8岁的杨旭来说，自然难以理解。为了帮助杨旭做好这项特殊的家庭作业，母亲采用了一种让人意想不到的方式。

一个星期日清晨，母亲叫醒还在睡梦中的杨旭，带着他来到上清寺的向阳电影院外面。建于1966年的向阳电影院在当时是重庆市区数一数二的国营电影院,后来成为重庆第一家中外合资电影院。

这个时候天刚蒙蒙亮，整个城市尚在一片沉寂之中。在向阳电影院外面，只有一位女清洁工在细心地扫街。

睡眼惺忪的杨旭自然不知道母亲带他来这里的用意。

母亲指着那位清洁女工说：“这位阿姨每天很早就出来扫街，让我们的城市变得干净，却不会有多少人想到她。因为清洁工在一个城市中显得太普通，甚至会被人看不起。但是你要记住，如果碰到清洁工阿姨，也要问一声‘阿姨好’，就像你经常说‘老师好’那样。学会尊重他人是做人的基本道理。《送雨衣》的中心思想就是教育大家要学会尊重他人。”

很多年过去了，杨旭不太愿意过多回忆过去。一方面是出于职业经理人的慎重，另一方面也许如同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企业家应该展望明天，而不是留恋昨天。

但是，30多年前母亲在向阳电影院那席话，在杨旭脑海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以至于即使坐在北京嘉里中心6楼的英特尔中国总部会议室里，谈起当年这段往事时，杨旭眼神中也情不自禁流露出一种温暖之意。

“应该说母亲那句话对我后来影响真的很大。在英特尔，即使坐上中国大区总经理的位置，我也时常告诫自己，如果下属做错了事，可以严厉批评他，甚至撤他的职，但必须尊重他。这是我杨旭做人的基本原则。”

高1982级6班，82620。

这是杨旭就读重庆南开中学高中部时所在的班级和学号。从曾家岩的人民小学毕业进入南开中学到1985年9月离开重庆，杨旭在这所中学度过了5年学生生涯。

在中国，有两所知名的南开中学，一所是天津南开，另一所就是杨旭就读的重庆南开。两所南开中学都是现代教育家、南开大学创始人张伯苓一手创办的。最初是私立学校，一度成为陪都重庆的模范学校。1953年改为公办，更名为重庆第三中学。1984年，也就是杨旭即将赴美留学的前一年，学校重新恢复为“重庆南开中学”，由邓颖超题写校名。

时至今日，在南开中学的档案馆里，依然能找到杨旭当年的学籍档案和原始成绩单。从这些档案上看，杨旭的学习成绩在全班并不算拔尖，居于中上水平。这也能解释他曾开玩笑说自己的成绩考清华、北大绝对无望。

重庆南开中学是一所理工科氛围很浓厚的学校，这从学校70周年华诞的杰出校友名单上可见一斑：周光召、朱光亚……都是在理工科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人物。

值得一提的是周光召，杨旭这位前辈校友，在上世纪80年代初到美国考察时，从一家美国高科技企业的创立中得到启发，提出科技人员要走出去创业的思路，这种思路最大的成果是催生了后来中国最大的电脑制造商联想电脑。而这家给予周光召启示的美国高科技企业正是杨旭10年之后应聘的英特尔公司。

从大的社会环境来看，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刚刚经历了10年文革，整个社会对科学知识的渴求是今天的人难以想象的。那个时候在学生中最流行的一句话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也许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进入中学之后，杨旭对数学、物理这些理工科目特别感兴趣。如果拿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学教学内容同现在比较，就会发现无论在难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那个时候的中学教学内容都要远远超过现在。这一点杨旭感受很深，在南开中学上高中一年级时，学校就开始教授微积分的内容，而在今天，微积分是到大学一年级才会接触到的。不过这种高难度的中国特色让杨旭后来出国留学获益匪浅。

杨旭开朗外向的性格在中学时期就充分表现出来了。据当时杨旭的一位物理老师回忆，那个时候中学生生活远远没有现在丰富，莫说电脑游戏，连电视机都没有。在这样的环境中，学生们在一起更多的是探讨学习方面的内容，尤其是一些难题。而杨旭经常在班上邀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在南开中学后门附近的湖边一起讨论，甚至还成立了兴趣小组。

一位高中同学说起南开中学时的杨旭：典型的重庆人性格，特别喜欢和人打交道，而且和同学关系都很不错。正是在高中时期开始形成的这种外向型性格，对日后杨旭在英特尔公司从事销售工作并取得优异成绩帮助很大。

相比现在，七八十年代中国高考竞争异常激烈，用残酷来形容毫不为过。1977年第一次全国高考的录取比例达到了让人难以想象的3.45%，也就是说29个人中只有1个人能够从这个独木桥上成功挤过去，创下一个至今难以超越的历史纪录。

按照当时的流行想法，杨旭考上高中之后，上大学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家里希望杨旭能够考上一所理工科比较强的大学，比如当时的四川大学。由于上世纪80年代重庆市在行政关系上还隶属于四川省，所以四川大学在重庆市民中具有相当高的知名度。

设想一下，如果杨旭参加当年的高考，按照他的成绩，考上四川大学这样的高校应该没有问题。上世纪80年代中期毕业，在几年之后赶上邓小平南巡讲话，改革开放陡然加速，市场经济大潮席卷整个中国大地。在这样的环境下，杨旭也许同样会走出另一条精彩的人生路。

然而，一个从大洋彼岸打过来的电话改变了一切，包括杨旭的人生道路。